董长熙整理

黎城县是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最早解放的县。1937年11月18日，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在八路军115师、129师地方工作团和中共黎城县委的协助下初创了太行区抗日根据地。从此，黎城县成为八路军在太行区抗日根据地的完整县、中心县、实验县、模范县。何公轸作为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他的经历是我们研究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必要内容。

2013年4月以来，我参与了黎城县人大副主任孙广兴主持的“黎城县红色百村工程”，不断接触到黎城的抗战史料，现从湖北竹溪史料、赵晚芹编著的《黎城八年抗战史话》、刘书友主编的《黎城县志》（1991—2003年）以及常虎天主编的《黎城抗战纪事》等方面整理了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何公轸的有关资料，与相关研究人员共同探讨黎城县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史实。

时代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为防日军南下，1932年底国民党军进入山西。为给这些军队补充给养，黎城县每月要上交240块大洋，因此，黎城的抗战史可追溯到1932年。1937年初，黎城一高学生十余人加入牺盟会，在城内、城南、董北一带宣传抗日。卢沟桥事变时，黎城县长马丕绪曾组织村民支援二十九路军的抗战。战事吃紧，学校停课，留平、留并、留潞学生陆续返回黎城与牺盟会员一道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成为发动和组织全县人民抗日的骨干力量。9月5日，五台县人田齐卿任黎城县长，黎城县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成立。19日日军攻陷山西大同，10月底河北石家庄、邯郸，山西忻口相继失守，11月初阳曲（太原）沦陷。平汉线、同蒲线的日军东西呼应，对长治形成夹击之势。在此危难之际，八路军115师、129师工作团迎难而上，先后于11月上旬、中旬来到黎城，招收兵员、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宣传组织民众抗日。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需要黎城县国民政府真刀真枪对日抗战时，田县长害怕啦，在绅士名流会议上暗示要投敌维持。黎城县主张公道团团长李静波（地下共产党员）参会并及时向八路军工作团汇报。八路军工作团组织牺盟会员、进步青年百余人冲进县政府，将田齐卿押往三专署驻地沁县。三专署主任薄一波与杨献珍协商后，决定委任何立人（秘密地下共产党员）为黎城县长。为了工作之便，何立人改名何公轸。

由此可见，黎城人民已有多年的抗日热情、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机构，任何在民族利益面前的消极、退让、妥协、维持都是站不住脚的。何县长在黎城主持抗战二年多时间里，相继发生的西井事件、柏官庄事件以及黎城人民果断地镇压汉奸足以说明这一点。

何老五

何公轸（1909年4月19日－1942年5月），湖北省竹溪县人，原名楚钊，号立人。排行老五，人称“何老五”。1917年考入县高等小学堂。192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无暇顾及学业，1925年冬肄业。同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董必武等创办的武汉中学学习，后考入武昌中山大学。1926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受中共武昌区委委派，返回家乡竹溪发展党的组织， 5月，何立人在二哥何恐的安排下，组织了竹山籍同学刘荫等多人，通过内线发展进步力量，同时，又策动武汉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居民作内应，为北伐军攻克武昌奠定了基础。在北伐军攻下武昌后的祝捷大会上，何立人等受到了董必武同志的点名表扬。1927年春，何立人与四哥何馥荪等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在西乡关垭子、竹溪河、麻河、王家河、老阴山等地，成立了区、乡农民协会组织，发展会员2000余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筹备与组建，全县共建立了9个区，42个乡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5240人。1927年，国民党竹溪县党部、中共竹溪县特别支部同时成立。中共竹溪县特别支部有党员30余人，华丽中任书记，何立人为委员，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建了竹溪县农会筹委会，分别在大南沟、甘家岭、中峰观、秋沟塘、吴家坝等地建立了乡农会。1928年夏秋，竹溪地方劣绅勾结陕西平利县“神团”骚扰竹溪；请来原襄郧镇守使——编为国民党第七师的一个营兵力进剿。华丽中叛变革命，何立人、何馥荪兄弟同时下狱。父亲何常甫花重金买通当局，以致倾家荡产，1929年2月保兄弟二人出狱。1929年3月，何立人奉党组织调令返回武汉。1930年9月，当其得知二兄何恐被国民党杀害后，毅然决定赴汉为何恐收尸。不料，刚一接近汉口和记蛋厂时，被敌人发现，随即共产党组织被派往上海工作。在此期间，他经常与党组织负责人杨献珍在一起商谈党的工作，探讨在白色恐怖下建党、建团工作的新方法。党组织派他去苏北军委工作，并担任军委书记。1936年返回上海，负责工运工作，不幸被捕人狱，转押到苏州监狱屡受酷刑折磨。1937年，经保释出狱后到广州大哥何绍周处休养，身体康复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到达延安。11月初，辗转到山西太原，经杨献珍推荐被派往由薄一波等领导的“山西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工作。适逢黎城县抗日民众要求更换消极抗日的县长田齐卿，随即被山西省国民政府第三专署专员薄一波任命为抗日革命根据地晋东南黎城县县长兼任县牺盟游击队总队长，当时，为了工作之便，何立人改名何公轸。11月18日，何公轸到任黎城县，是年29岁。同日，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八路军115师、129师地方工作团、黎城县牺盟会的支持下成立。

抗日县长

随同何公轸来黎城的还有李峰、杨邦林，二人分别担任黎城县公安局长和指导员，三人都是湖北老乡。杨邦林还是牺盟会主要负责人杨献珍的弟弟。

1937年12月，何县长把早已组织起来的黎城牺盟游击队编为四个大队，游击队的各大队的负责人多数为地下共产党员，也有阎锡山的旧军人王元令等反动势力。

1938年1月，日军日益逼近山西黎城，何县长请八路军工作团长李大清为教官，整训黎城县牺盟游击队，为抗日做准备。

何县长要求各村建立抗日自卫队。

2月14日，东阳关阻击战打响，至16日战事最为激烈，何县长调动政府力量、组织群众做好川军的后勤保障工作。

1938年2月17日下午三时许，日军分三路占领黎城县城。何县长率领游击队监视阻击敌人，在下桂花村，游击队不断向县城打枪，敌人怕有埋伏，没有出城。何县长动员群众转移，坚壁清野。群众转移到西山后，夜幕降临，何县长带领游击小组在西河寨、西关、塔坡一带骚扰敌人，使他们不得安宁。

有一次，日军派汉奸来下桂花村要妇女，村长答应后，报告了游击队，何县长率游击队藏在暗处，等汉奸路过时，迅速把他们带走，处决在山沟里，连夜把布告贴在城门上。城里的汉奸如果没有日军壮胆，都不敢自行出城门了。由于城墙高大厚实，日军防守严密，何县长只能率游击队在城外打枪，很难攻入城内。

2月下旬，为打破日军对黎城经济的封锁，何县长组织技术人员在李庄村南坡自然村生产黎城票。

何县长到黎城，虽然有两位老乡当助手，但是旧政府的班子成员基本上没换，这些人封建官僚作风严重，消极抗日。何县长一心抗日，没有把心思放在政权建设上，结果差点酿成大错。          

3月下旬，县政府的部分科长在临时住地西井打麻将，激怒牺盟会员，被捆了起来。县政府里的其他成员慌忙向何县长打电话，又派王月堂（隐藏的国民党员，阎锡山在黎城的精建会负责人，后任国民党黎城县党部书记长）骑马上横岭村面见何县长，歪曲事实。何县长一听牺盟会员要夺县政府的权，怒火中烧，立即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奔赴西井，在茶棚滩正好遇见这些牺盟会员，王月堂大声说“就是他们。”，何县长一声令下，把他们绑起来。来到西井，何县长与黎城县牺盟会特派员争论起来，双方都在告状，一时难决是非。何县长还是觉得老乡杨邦林说得有理，商量决定以脱帽为号捆人，以摔碗为号毙人，把牺盟会员绑在树上。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有人迅速报告了在东井村的129师工作队队长王谦、牺盟游击队政治主任史纪言，二人带领第二大队荷枪实弹直奔西井，包围县政府。王谦、史纪言单独与何县长谈话，申明大义，晓以利害，一场生死危机终于化解了。

何县长在后来的会议上，承认了自己的鲁莽行为。他说，自己对黎城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太少了，阶级成分复杂性认识不足。

政权建设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何县长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当时由于国共合作抗日，拥阎拥蒋联合抗日，政府、游击队里的成员身份复杂，他对鱼龙混杂、政令不通的牺盟会游击队也没有整顿，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西井事件刚过不久的四月中旬，王元令（晋绥军旧军人，密受阎锡山指使来黎城夺取武装）等人拉出一部分牺盟会游击队，许以高官厚禄，在柏官庄另立组织，脱离何县长的管辖，并以阎锡山的命令派人向在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横岭村的何县长要经费、粮食。来人偷了何县长的手枪，何县长外出归来找不到手枪，遂将来人扣押，经审讯得知内情。何县长惊出一身冷汗，速令将偷枪人击毙。

王元令自觉事情败露，心生诡计，派人化作信使，谎称三专署来人，到横岭村劫持何县长到柏官庄。王元令觉得大功告成，便布告全县，委任新县长。何县长被捆到关帝庙里，在横岭偷枪人的妈扑出来，口口声声“还我儿命来。”，脱下布鞋，“啪啪”照着何县长脸上打。何县长一声不吭，懊悔自己还委任王元令为牺盟会游击队队官，苦果自己吃不用说，还对黎城县的抗日事业造成损失。

史纪言获悉后，速率牺盟会二中队，冲进柏官庄，把王元令的乌合之众打散了。王元令带人押着何县长上了村后的凤凰山，以山上的庙宇为掩护，拼死抵抗。为了不伤害受蒙蔽的游击队员，史纪言利用夜色，让所带部队向山上喊话，发动政治攻势，“哥，我打枪了，你躲一躲。”，“儿呀，快下山吧。”王元令队伍的思想开始动摇，史纪言暗中发令，游击队员四面包抄，一哄而上。王元令见大势已去，丢下何县长，逃命去了。王月堂带领追击小分队，故意网开一面，王元令逃出黎城县。王元令又去投奔阎锡山，后任大同警备区司令。

何县长险些丧命，有点后怕，一股火儿涌上心头，依据抗战条例下令抄了王元令在大停河村的老家，所有家产一律交与抗日民主政府。

柏官庄事件后，何县长在共产党人史纪言的帮助下，彻底改组了牺盟会游击队的组织机构，队伍纯洁了。

3月15日——31日，八路军129师连续在潞城神头、涉县响堂铺伏击日军。何县长组织黎城游击队、民众配合八路军主力参加战斗。

4月初，黎城县偏城区新华游击队成立，区长郭绍义（黎城县孟家庄人）兼队长，胡兴寿任政治指导员。

4月25日，日军退出黎城县城，黎城县光复。何县长与史纪言、黎城县牺盟会锄奸部部长程剑商议：日军还要进犯黎城，拆除城墙，让日军无险可守。大家都说好，何县长组织群众连明达夜把已有上千年的城墙夷为平地。

之后，八路军工作团完成了组建地方党组织的任务就要离开黎城，何县长在县政府茶话言别，再次提及柏官庄救命之恩。

5月，中共黎城县委书记程剑建议何县长委任进步人士张步英、张岷山、王廷佐、赵联壁分别担任东阳关、西井、上遥、偏城区区长，对抗日不力的编村长予以撤换。政权、军权得到了巩固。

6月，何县长组织黎城县各界救国会成立工作。

7月，何县长在下桂花村组织召开抗战一周年大会，邀请刘伯承师长讲话。

1938年夏秋，何县长组织黎城武装开展军政大训练。期间，派遣牺盟游击队五百余人，东下平汉线磁县、武安、彭城一带，袭击日军。

9月19日，何县长训令西黄须编村村长：据霞庄村民李叔敖反映摊派不公，令重新安排，以示公平。

12月，何县长组织千人大会，反汪拥蒋，抗日到底。

1939年1月，鉴于柏官庄事件以及黎城的实际情况，何县长根据党的指示，决定加强对全县武装力量的领导，成立专门机构——武装科，庄头村人康森奇任科长，各区配备武装助理员，强化县政府对各级武装的领导。

何县长在牺盟会、各救会、开明绅士建议下，成立黎城县行政议会，何县长兼任主席。区县两级人员的工作进一步勤政简朴，薪俸制变成了供给制。

春，阎锡山派遣敌工团、精建会、突击队来黎城制造摩擦，争夺领导权。

4月，何县长组织各区村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大会，推动全民抗战活动进一步深入。正当黎城县的抗日活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黎城县的共产党员、县政府、进步人士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还在拥阎抗日，哪里知道阎锡山早已动了与共产党人、八路军、牺盟会分裂的念头，派人来黎城夺取武装。来人声言阎锡山是牺盟会长，牺盟游击队理应归阎长官收编、调遣。黎城县政府、牺盟会、牺盟游击队负责人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异、不解，进一步演变成拒绝收编。双方剑拔弩张，来人态度强硬，计划武力解决。何县长、牺盟游击队为了顾全大局，紧急会商之后，决定让来人带走一少部分（一个队）队员，事情才得以妥善解决。（改编后的一个队被带往平顺，后辗转终归三专署所掌握）

黎城县人民要抗日，没有武装不行，何县长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将剩下的牺盟游击队员改为县干队，从名义上脱离了牺盟会组织。共产党人推荐马寿贤任队长，康丕烈任指导员。接着各区成立区干队，各村组织自卫队。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共黎城县委开始组织自己的武装，一部分充实到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

5月，为阻击日军第二次围攻晋东南，何县长召开各界群众联席会议，具体部署破坏道路、阻止日军进攻的工作。

7月，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8月7日，日军第二次占领县城，并打通了邯长大道，何县长率领县政府先后转移到洪井、吴家峧、王家庄、古寺头等地。

10月29日，中共黎城县委组织群众游行请愿，高呼“实行阎司令长官的人民监政”，要求撤换消极抗日的五科长。30日，何县长为纯洁队伍，积极抗日，任命中共黎城县委推荐的五个共产党员为科长。编村一级政权也在这年秋天进行了完全整顿，黎城县南至浊漳两岸、西至杨家庄、平头，北到偏城区的青塔（距离武安阳邑15公里）、十字岭下的南艾铺（左权牺牲地）、圪腊铺、窑门口，绵延南北200里，黎城的村级政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手中，黎城县县区村旧政权的改造彻底完成，八路军、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11月，黎城县军民联合指挥部成立，何县长任总指挥，八路军首长皮定均任副总指挥。

12月25日，八路军收复县城。何县长带领县政府从南委泉转移到麦仓、西黄须、大停河、北社等村。

山西省十二月事变后，国共决裂，薄一波负责的牺盟会、新军归向八路军。

25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决定任命马坚之取代何公轸为黎城县长。

何县长从1937年11月来到黎城县，1939年12月调离，为黎城的抗日工作呕心沥血两年零俩月，在新旧政权的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许多高寿的老人还记得何县长。这期间正是国、共、阎、日、顽等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复杂时期，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蒋介石处处限制八路军的发展，拒绝经费、给养的供给，而八路军则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迅速，周边唯有黎城县是一个抗日完整县，这期间，129师师部长期驻扎黎城，并在黎城整军，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长时间在黎城活动，其间朱总司令两次在黎城阅兵，响堂铺、神头岭伏击战、反扫荡等大小战斗不断。八路军后勤机关、兵工厂、被服厂、化学厂、鞋袜厂、银行、造币厂等都在黎城驻扎兴办，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及何县长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0年初，何公轸先任武东县县长，后升任太岳区专员。1942年5月，日军向太岳区扫荡时，何公轸抱病转移，途中与日寇遭遇，在山西沁源县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战乱姻缘

1925年，鲁西大平原上的河北大名府遭遇水灾之后，眼看在家无法生活，钱镇带着妻子、大女儿苏珍、二女儿苏新、儿子光祖，一家五口历尽艰辛逃荒来到山西省黎城县南关村。

1937年11月，抗日县长何公轸到任后，上任时在县城里游行，不断组织各种集会宣传抗日。钱家大女儿钱苏珍多次在县里参加群众活动，渐渐地对英俊潇洒的何县长产生了爱慕之情。她利用县政府要求群众为川军做军鞋的机会，给何县长做了一对厚实的布鞋，送到了县政府。

1938年4月25日，日军第一次退出黎城县后，县政府又回到了县城。

钱苏珍参加了南关抗日自卫队，不断进行抗日活动，与县政府、县委、牺盟会的人员都是老熟人了，与何县长更是一有空就你来我往，关系越来越密切。钱苏珍调到黎城县妇工委工作。

钱苏珍多次拥军拥政，黎城县委书记王一伦看出了点门道，觉得苏珍是个好闺女，就给何县长当起了红娘。

1939年12月25日，八路军第二次克复黎城。县政府回到县城，何县长、钱苏珍结婚了。结婚仪式在县政府大院里，正当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候，太行区通知马坚之任黎城县长，何公轸立即调往西黄须新一旅驻地待命。何公轸收拾行李和钱苏珍一道骑马连夜报到西黄须。

后来，钱苏珍到河南林县合涧镇豫北联中学习，何公轸则在太岳抗日，两人音讯不通。

1942年5月，何公轸牺牲在沁源县。钱苏珍闻讯后，找了两个伙伴，在太岳区多地查找，最终没有结果。

她来到黎城县，告诉了母亲丈夫殉国的事实，擦干了眼泪，动员妹妹、弟弟参加八路军。

后来，弟妹随解放军南下福建漳州，钱苏珍则以高寿谢世。

家道殷实

何公轸的祖父何鸿志，为清同治年间(1865年左右)县衙内掌管田赋钱粮的吏员，曾是地方上有点名望的人。何鸿志病逝后，何常甫接替父职继任，家道尚算宽裕。但随着何常甫六子三女先后出生，仅靠县衙吏员之微薄俸禄，已不足以维持一大家人口宽裕生活之需。于是，何常甫便辞去公职，经营一家名曰“益泰恒”的杂货铺。杂货铺经营着各种兽皮、棉线、细料碗杯等金广杂货。凭着父子两代在县衙经管田赋钱粮所累积的丰富理财经验，何家不乏生财之道。利用老家在汉口(何家原籍汉口，移民竹溪)和汉水、堵河的舟辑之便，水运货物，往来于汉口和竹溪之间，大生其利。由于经营得法，何家的商贸利润象滚雪球一样成倍增长，以至于民国六年“益泰恒”商号第一次盘点时，据粗略计算，仅库存一项价值就已接近3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其它船运途中之货物统计。据说当时的“益泰恒”铺面大、生意广，是民国初期至中期竹溪县最大的一家杂货铺。何家全盛时，家族有人口28人，聘用管家员工达20多人。到了1927年时，何家仅在竹溪城关小十字街就有房屋26间，收租20多担。称何家为当时竹溪之首富，一点也不为过。 

       六子三烈

长子何楚奇（1892－1953年）名绍周，字剑凌。早年在汉口统一街设货站帮父亲打理商业，后受二弟何恐影响，一度参加了革命的外围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撤离武汉，后辗转四川万县、福建和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解放后在《湖北日报》社工作。1953年病故。 

次子何楚珍(1900—1930)字毅生，号孔，后改孔为恐。何恐（1900～1930)，原名何步孔，字毅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并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区委委员，武昌地委组织委员、书记，共青团湖北省委委员，中共留日支部负责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何恐在武汉从事秘书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何恐不幸落入魔掌。临刑时，法官当庭戏语：“何恐，何恐，何所持而不恐？”，“主义正大，行为光明，何用恐为？！”何恐针锋地回答，一时传为佳话。1930年9月，他在汉口英勇就义。

三子何楚锐（1902－1932年）字涤尘。其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中文功底扎实，喜文。与四弟何馥荪情谊最为深厚，馥荪牺牲后，深受刺激，不久即精神失常，于1932年病故。

四子何楚钥(1903—1929年) 何楚钥(1903～1929)，字馥荪。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党竹溪县党部宣传部部长，中共竹溪特支主要负责人。1929年9月在竹溪英勇就义。

五子何楚钊(1909—1942年)，又名何公轸，号立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竹溪特别支部委员、苏北特委军委书记，山西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太岳区专员。1942年5月在山西沁源县壮烈牺牲。

六子何楚铭（1913－1932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因大哥绍周、五哥立人均逃亡在外，二哥何恐、四哥馥荪先后牺牲，三哥楚精神失常，父母亦在1929年初相继去世，故为何家当时唯一持家之男丁。家庭惨遭变故和生活重担之压力，全落在他一人身上。1932年刚20多岁时，即须发皆白、骨瘦如柴，因积劳成疾当年便病逝。 

何家的杂货铺被洗劫一空，家里只剩下几个寡妇孤儿。血雨腥风中，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人在痛苦中呻吟、在生死之间挣扎······

补充说明

又由于抗战时共产党的组织信息不畅通、不互通、不公开，黎城县的革命老前辈以及在黎城县工作的共产党军政人员一直把何县长当做一个民主人士，他们也不了解其身世。2006年，刘书友主编《黎城县志》续志出版时，何公轸的共产党员身份才在黎城县广为流传。现在网络发达、媒体多样，有关何家的资料越来越多，人们对何公轸的家世知道得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