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泛
(1991年5月)
黎城县地方党组织，从抗日战争中成立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共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从1937年11月第一个党支部建立起，到1938年4月日军第一次占据黎城被赶跑，是黎城党组织的创建初期和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
黎城县地处太行山深处，群山环抱，政治封闭，经济落后，是封建统治十分浓厚的地区。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这里赴外地求学的一些青年学生，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就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宣传革命形势，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将矛头直指欺压、剥削人民的土豪劣神，和斗捐、盐店、当铺的头面人物进行了有一定声势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学生们又在黎城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开会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县人民坚决不当亡国奴。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在太原成立后，黎城的一部分教师和青年学生则率先加入，从而将黎城的抗日活动又推进了一步。“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创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由八路军总部所辖的115师和129师先后派出工作团来到黎城。他们从创建地方党组织人手，首先吸收了几位回乡的革命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黎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在北社村吸收一批农民抗日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建立起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从此，从县城到农村都有了党的组织。黎城党组织建立后，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一方面全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他们把在各阶层中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造旧政权，组织与发展地方抗日游击队等作为工作的重点，很快就显示出和发挥出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在八路军工作团的协助下，以革命的胆略和坚定的步伐，组织和团结群众，一举粉碎了旧县长与黎城少数封建首脑人物相勾结，妄图维持日军的阴谋。这一革命行动，振奋了全县各阶层的抗日人民，给黎城可能出现的大小投降人物以沉重的打击，扫除了抗日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并初步改造了黎城的旧县政权，全县的抗日工作有了新的重大发展。1937年12月中共黎城县委正式成立。县委在全县群众抗日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地方武装，组织起黎城牺盟游击队和漳河游击队。上述这些工作，为创建根据地展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第一次进攻并占据黎城后，县委和县政府已经能够有效地组织群众和指挥游击队，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各种斗争：破坏交通、武装袭击、摧毁汉奸维持组织。在此同时，果断地处理了少数躲在后方机关、消极抗日、拒绝党和群众组织劝告所制造的“西井事件”，平息了混入了牺盟游击队中分裂部队的阎锡山旧军官所制造的“柏官庄事变”，从而把县政府和地方武装牢牢地掌握在党和抗日人民手中。在著名的神头岭、响当铺两次伏击战和最后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中，黎城人民和地方武装都有组织并有力地支援、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1938年4月25日收复了黎城县城。作为太行山战略抗日根据地一个组成部分的黎城抗日根据地，在太行山深处，光荣地站立起来了。
从1938年4月底开始，到1939年12月，是中共黎城县委领导黎城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大发展时期，也是黎城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打退日军对黎城县城第二次占据的斗争；在日军和反共顽固派夹击的不利形势下，开展了反击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日团结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之后，太行区处于暂时稳定的状态，这就为共产党和八路军全面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38年4月底，中共黎城县委在全县四个区建立了党的区分委；在部分抗日工作开展好的村子里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在全县发展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中共冀豫晋省委在它召开的“六月会议”上提出大力发展党员和健全党的组织的要求。从7月起，县委把主要力量放在建党工作上。在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后，为及时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县委举办了党员培训班。到1939年5月，先后共培训了1000多名党员骨干分子；未参加县培训班的党员，由各分区委负责培训。这一时期的培训党员工作，为以后全县党的工作和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思想上、组织上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党组织成为领导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使多数共产党员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与建党工作同步进行的武装群众、建立抗日农民自卫队工作，在1938年5月以后，也在全县开展起来。先后有1万多名青壮年农民参加了这一组织。自卫队在维护地方治安、站岗放哨、打击汉奸和敌人派遣的特务、支援部队作战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好作用。县委直接领导的牺盟游击队，发展到700多人，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有一定战斗力的脱产地方抗日武装。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县委于1938年6月在县城分别召开了农民、青年、妇女代表大会，建立起县一级的农民、青年、妇女三个抗日救国会，于同年底，又建立了县工人抗日救国会；紧接着又在区、编村和大部分村建立了同样的群众组织。为了加强县委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在县委内部分别建立了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在县农救会中建立了党的小组，由他们直接领导这些群众组织的日常工作。在上下各级群众组织初步建立起之后，中共黎城县委即通过和依靠这些群众组织，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展开改造各级旧政权的工作。改造的重点是村一级，因为它们是和群众的利益直接密切相联的。当时在村一级基层政权组织中，绝大部分为当地的封建头面人物和其代理人所充任，他们消极抗日、工作懈怠、欺凌群众，特别在贪污公款和向农民转嫁公粮负担方面引起群众的公愤。因此，反贪污和反派粮不公的民主、民生斗争，就成为改造村级政权的主要斗争内容。经过组织发动群众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和清算，他们承以了自己的错误，赔退了所贪污的粮款，由上级政府宣布将他们撤换，而后代之以农会的骨干或新涌现出的抗日积极分子。这一次改造基层政权和展开的民主民生斗争，一直延续到1939年8月日军第二次进占黎城之前。通过斗争，全县的基层政权初步得到了改造；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缓解了他们在抗日中为自己生活困难而存在的后顾之忧；组织训练了农民，使他们开始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农会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成为农村最有权威的权力组织；而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也随着进一步高涨起来。
由于上述各项建立根据地工作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在日军1939年8月第二次占据黎城县城后，中共黎城县委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发动与组织全县群众对日军展开斗争。在接近县城和邯长路的近百个村的地区内，开展的群众性游击战的规模与威力都远远超过日军第一次占据黎城时的斗争局面。县干队、游击小组都能够主动地、独立地配合主力部队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使日军提心吊胆，日夜坐卧不安，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只得困守少数据点，不敢远出骚扰，保证和大大减少了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1939年12月，日军终于再次被赶出了黎城。
1939年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派人到黎城组成中国国民党黎城县党部。与此同时，山西反共顽固派也派遣所谓“敌区工作团”和“精神建设委员会”来到黎城。他们的到来，不是为了团结抗日，而是反共和破坏抗日。他们以封建地主和少数政治上反共的知识分子为依靠，在这些人中间发展党员、团员和会员。组织这些反动人物公开起来反对根据地各项抗日政策和措施，扬言中央军、晋绥军就要来向共产党“收复失地”，“根据地要变天”，阴谋在反共顽固派即将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配合顽军向黎城抗日根据地进攻。这种种分裂破坏抗日活动，一时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给各项抗日工作造成困难。这就不能不引起全县广大抗日群众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县党组织和政府来对他们进行处理。中共黎城县委和县政府接受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在上级党委的正确指导下，本着相忍为国的宽宏态度，领导广大群众向这些反共分子展开有理、有利和有节的反击。反击由各抗日群众组织来主持进行；方式采取面对面的辩论形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把他们所做的各种破坏活动，在广大群众面前做充分的揭露，使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陷于孤立。事后，他们也自觉无地自容，在黎城混不下去，就自动撤出黎城。经过这次对反共顽固分子的斗争，全县广大群众分清了是谁在坚持团结抗战，又是谁在分裂抗战和准备妥协投降。这样共产党和八路军进一步得到全县人民的拥护和信赖，确立了党在黎城的绝对领导地位。全县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抗日政府的周围。这一时期在全县绝大部分村庄，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全县共产党员发展到2000余人。共产党在黎城抗日根据地内成为执政党。
自1940年到1943年底，是黎城抗日根据地走向正规化建设和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黎城总的形势是：一方面，全县人民配合主力部队将第二次占据黎城的日军打退之后，黎城成为一个抗日完整县；与此同时，在反顽斗争取得胜利后，共产党又在黎城（在整个太行地区也是这样）取得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这就为根据地的正规化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使根据地走向正规化建设，则是支持长期抗战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内，日军对黎城根据地进攻与扫荡空前频繁和残酷起来，使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严重的灾荒又在这个时期降临到黎城；随着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加剧，潜伏和秘密派进黎城来的国特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起来。三者并来，使黎城的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黎城根据地的正规化建设，是从1940年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建设开始的。
建党工作，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的黎城会议之前，根据中共晋冀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就已经开始了。初期的重点是整顿党的组织，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前后两次把占据黎城的敌人打出去和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取得胜利，证明黎城党组织是密切团结了广大群众和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组织；但另一方面，由于前两个时期党组织的大发展，是在创建根据地任务十分紧迫和两次反对日军占据黎城紧张的战争中进行的，对许多入党者来不及做比较仔细的审查，使不少政治思想觉悟很低、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和一部分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进入党内来。为了纯洁党的组织，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迎接更为艰苦的抗日斗争，中共黎城县委对全县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组织整顿工作。在充分做了思想教育工作之后，对不够党员条件的和阶级异己分子，分别采取劝退、留党察看、开除等方式进行了组织处理。经过组织整顿，全县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一半还多，但党员政治成分和政治素质大大改善和提高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之后，整党工作的重点转入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方面，比较系统地对觉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教育，以及改进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等。为此特别加强了县委党校的正规化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调党员和党员干部分别到县委、地委以及边区党委党校学习。除此之外，按照党章规定，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纪律，对不能按时过党的生活和违犯党的组织纪律的党员和党的支部，进行严肃的检查和处理;就是这样保证了全党上下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与集中，团结全县人民去迎接各种艰苦和风险的考验。
建军工作，重点是在原来的自卫队的基础上建立民兵组织。经过平时不间断的军政训练、组织整顿和结合每次参加战斗的实践锻炼，几年内全县组织和培养出了一支有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能够主动打击敌人、成为向日本侵略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重要的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县干队（即原来的牺盟游击队）经过组织整编和人员武器的充实，建制为县独立营。由于黎城地处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独立营担负警卫整个太行区的特殊任务，无论它的人员编制还是武器装备，都是比较正规化的，成为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核心与骨干。
建政工作，从开创黎城抗日根据地以来，政府对财粮的征集工作，一直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军需民食。因此建政工作一开始，在1940年夏季，县委和县政府即首先整顿财粮工作，规定了严格的征收、开支批审制度，从县到村建立起专职的财粮机构，到秋季财粮征集时，已初步走向正规。1941年秋季，根据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指示，中共黎城县委经过充分的宣传动员，在全县展开村政大选工作，选出由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抗日的开明人士各占1/3组成的“三三制”民主基层政权——村民委员会。这在黎城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大规模群众性民主建设。在选举中党对所提的候选人，都严格地保证“三三制”的原则，对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放手交由全体选民去进行评论，根据他们的意愿决定取舍，特别是对其中一些有争议的候选人，争论十分热烈，这实在是对每个候选人品德、才能的一次全面大鉴定。在选出的委员中，有些人由于受到选民们的热烈拥护和信任，十分感动，主动向选民们做出保证，要立志为大家秉公办事；而选民们也鼓励他们大胆去工作，有困难大家来撑腰。这次全县规模的民主选举和落实党的“三三制”建政政策的成功，使农村基层政权更加坚实地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之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村抗日统一战线。在村政大选的同时，按照党的“三三制”原则，建立了黎城县参议会，帮助党和政府共议全县应兴应革的各项大事。1942年在中共黎城县委的指示和县政府的具体组织下，全县的财、粮征集工作，改行为统一累进税制。这一进步的税制，纠正了以往在征集工作中所发生的过量地吃大户和不看有无负担能力的平均摊派的两种倾向，使多数贫穷户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地主、富农大户负担多但又不影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这对政治上、经济上团结各阶层抗战和恢复发展黎城根据地农业生产、保证军需民食意义十分重大。从此黎城财粮工作走向正规化。1942年到1943年，在全县范围内，从县到基层先后两次进行了精兵简政工作，使全县党政军民和其它一切脱产人员，其总数只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不足2%。因此，受到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表扬。黎城的精简，真正达到了上级提出的“政简民勤”要求：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全县人民负担，有利于生息民力，支持长期抗战；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组织机构紧练，工作人员精干，大大提高了工作和行政的效率，更加适应了频繁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共黎城县委由于成功地进行了上述各项建政工作，黎城各级政权都起到了支援战争、组织群众生产和建设根据地的堡垒作用。
从1940年冬季日军对黎城根据地实行所谓“三光”政策大“扫荡’’开始，在3年时间里，规模较大的、时间持续长达一个月左右的大“扫荡”，前后共有6次；规模小的、局部性的进攻有3次。而每次敌人的“扫荡”又恰恰选择在农事大忙的季节，企图对根据地的有生力量造成致命的破坏。对敌人的每一次大“扫荡”，从备战到反“扫荡”作战和组织战后的各项善后工作，黎城根据地实际上是长年处于战争之中。日军“扫荡”的残酷、恶毒，骇人听闻，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房就烧，搜沟、搜山、辗转清剿。面对这样严重与残酷的形势，黎城党组织和全县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下，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寻求适应这样严重斗争形势的斗争方法。除不断大力加强群众武装工作外，从县到村建立了由各级党、政、军、民主要领导者参加组成的战时指挥部。各级指挥部是各该所属地区范围内的统一组织领导战斗的和最有权威的指挥组织，它们在战时可以机动灵活地独立作战；在全县范围内，还按照地区的特点，建立了联防指挥部，实现战时在地区之间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协同作战。这样全县上下组成了强有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网络。为保证生产能够进行和减少敌人对生产的破坏，中共黎城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上级党组织提出的在民兵中实行“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劳武结合”的方针。这样做，民兵可以随时投入战斗，又可随时进行生产，他们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上述这种种措施，在历次反“扫荡”战争中发挥了威力。在1941年配合主力部队进行黄崖洞保卫战中，黎城民兵和县独立营给日军重大杀伤，几个联防的民兵与区干队，有力地破坏了日军通往黄崖洞的主要运输补给线，给主力军歼灭日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保卫战胜利结束后，黎城民兵和独立营受到晋冀豫边区政府和中共晋冀豫边区党委的嘉奖和表扬。在1943年5月的敌人大“扫荡”中，群众性的游击战开展得更为普遍强烈，出现了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和地雷战遍地开花的好形势，使日军不敢像以往几次“扫荡”那样横冲直闯，烧杀抢掠，而是畏首畏尾，探索前进，停留在主要交通线和一部分主要村镇上。这次反“扫荡”作战，最有效地保卫了群众利益，是日军历次“扫荡”中根据地损失最小的一次。
黎城灾荒（主要是旱灾）的出现，1942年已经露头。1943年从5月上旬起直到8月上旬，80多天内干旱无雨，夏麦减收，秋禾多半枯死。战争破坏、灾害形成、疫病流行，三者交加，互为因果，情况就显得特殊严重。当时断炊户已非个别，而即将断炊户数目更多。在每次日军“扫荡”摧残最严重的黎城北部山区（这是太行抗日根据地最腹心地带），不仅缺吃，疫病也遍及各村。救灾如救火，中共黎城县委对抗旱救灾进行了紧急动员，组织各级党、政、军、民的干部和全体党员，投入到抗旱救灾中；并向全县人民作出保证：“不管灾情发展怎样严重，共产党和政府决不让饿死一个人’’；提出“人定胜天”、“黎城人民敢于和日本侵略者斗争，也就敢于同灾荒斗争，能战胜日寇．也一定能战胜灾荒”等口号。党就是用这样一些有力的口号去教育和鼓舞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和坚定他们战胜灾荒的信心与决心；指示所有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危难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共产党人的时候，要和陷于灾难中的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团结战斗。全县的党员、干部没有辜负县委的号召和指示，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抗灾在一起，把自己每日仅有的12两口粮，也交给群众和群众一起吃糠咽菜、吃代食品。经过上级政府拨粮救灾，组织群众中间的有无互济，大量采集代食品，抢种早熟晚秋作物和各种菜类等种种有力措施；经过全县人民奋起抗灾自救，上下左右，群策群力，紧张地战斗了近半年时间，到年底，终于渡过了这一难关。全县没有出现因灾害而饿死人的情况，实现了中共黎城县委所作出的保证。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派到黎城的反共分子，1939年冬季退出黎城后，他们破坏根据地的反共活动并未停止；而是转变活动方式，从过去的公开转向秘密。而原有的封建迷信组织离卦道，就是他们选中的可以利用的主要对象；他们利用1940年执行党的政策方面右的偏差，钻了我们一度放松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对封建地主反攻农民重视不足的空子，有计划地派遣少数有一定文化和活动能力的国特分子打入离卦道的核心领导中，把他们过去在一些村子里发展的党员、会员也转化成离卦道徒，一身而二任。从此他们从上到下彻底掌握和支配了离卦道，并把这个封建迷信组织，转变成一个极端反动的政治组织。他们经常借离卦道斋会敬神的名义进行国特的有组织活动。这样在黎城根据地内经常发生的一些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从表面看，是出自封建迷信的离卦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领导放松了政治警惕，实际这都是国特有计划的行动。他们所以紧紧地掌握和利用这个封建迷信组织，其最终的主要目的是隐蔽自己，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和机会适当时，在黎城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夺取政权。1941年10月12日夜，他们以举行大斋会为名，纠合了500余名离卦道徒，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向县领导机关发起武装冲击，企图一举把领导机关消灭；但当即被县公安人员击溃。其中大多数受骗道徒自动散走，少数骨干分子窜向微子镇日军据点。暴乱平息后，中共黎城县委和县政府对离卦道的处理，采取了只严厉惩办其少数为首者，对一般道徒，只要他们向所在地政府登记退道，政府一般不再追问的方针。这一正确处理方针，使绝大多数道徒幡然悔悟，有不少人对处理感激得痛哭流涕，是党和政府挽救了他们，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登记退道者3000余人。从此离卦道组织彻底瓦解,事后证明，在国特组织离卦道暴乱之前，他们曾派人到潞城与日军特务取得密契，如果暴乱成功，即邀日军进驻黎城，在日军保护下组织日、国特双料合成的反共伪政权；并内定了主要任职人员。这一罪恶计划被公开揭露，教育和激愤了全县抗日人民，说国特为了反共和破坏抗战，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汉奸”，这是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最后的必然结果。1943年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策划进攻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驻扎在豫北一带的国民党军孙殿英、庞炳勋部也响应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策划进攻包括黎城在内的太行根据地。这时潜伏在黎城的国特又嚣张起来。一时谣言四起，“中央军就要来，这一次天真要变了”。但紧接着不久，孙、庞就向日军投降了。设在孙、庞军内直接指挥黎城国特活动的机构及其人员，也就一起当了汉奸。到同年5月日军大扫荡时，他们派遣特务随日军窜来黎城，伙同日军一起惨杀中共党支部书记1人，另一处杀死县工作人员1名；除此之外，在敌人扫荡中还暴露出国特许多其它严重的破坏活动。这样的残暴罪行，革命的人民不能容忍，纷纷要求中共黎城县委和县政府严肃处理国特问题。在上级中共党委统一指导下．黎城展开反国特斗争。在斗争中对国特分子及其组织的处理，县委仍本着一贯方针，除其少数犯有罪行的首要分子加以逮捕并给以应得的处理外，对一般分子，只要交待了自己的组织关系，一律从宽，免予处理。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采取一面发动群众检举，一面组织国特自我坦白交待的正确做法下，国特组织基本被瓦解了，几年来潜伏在黎城抗日根据地内这一隐患，基本上被消除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整个抗战形势的认识，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太行区党委（即原晋冀豫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结合黎城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在全县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进行时事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认清在抗战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上，存在着两条针锋相对的方针路线，这就是共产党所一贯坚持执行的坚决抗战、团结进步的路线和国民党顽固派所一贯奉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分裂退步的反动路线；认清在敌后牵制和抗击了64%的在华日军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才真正是抗日的主力军和中流砥柱，而不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躲在后方对日消极作战的国民党军；明确看清楚抗战胜利后中国未来的前途，必然是人民当家做主、民主幸福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不是反民主、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专政。时事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大增强了干部和群众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与信心，进一步树立了共产党人在当前的斗争中和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所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感。
在这3年中，黎城如同太行抗日根据地内其它地区一样，经历了如此空前紧张、复杂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境，能够巍然不动，战胜了各种困难，而且愈战愈强，其主要原因是执行了党中央对抗日根据地所规定的各项正确政策．尤其是正确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这一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中心环节。黎城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在1941年春曾在局部村庄进行过，194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减息指示后，在全县全面展开。县委对运动的指导方针，强调了在中共中央和太行区党委所规定政策范围内，要遵守“劳动人民自求解放”这一原则，放手发动群众，领导不得包办代替。在具体指导方面，强调要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把思想发动与具体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这主要就是：通过清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账，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参加减租减息运动的自觉性，在此基础上，和地主、高利贷者进行说理斗争，使他们顺利地执行减租减息。整个运动发展是顺利的，执行政策是相当稳当的，没发生什么偏差和对待地主的过火行为。在发动了群众、地主等减了租息的新情况下，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前后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全县的政治、经济面貌起了前所未在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农村阶级关系起了显著变化，树立了农民在农村的绝对优势和主人公的地位，而封建地主阶级以往的政治影响严重削弱了，他们看到了农民的力量，认识到只有服从农民并跟着农民一起抗日，才是正确出路。这样使农村的抗日统战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阶级关系基础上。在经济上，大大减轻了农民所受的租息剥削，特别是由于黎城地主阶级大多数又是高利贷者，农民借贷一般都要拿自己的土地来做抵押。随着清债，这部分土地绝大部分转回到农民手中，而这部分土地差不多占大、中地主土地的半数以上，有的甚至占其土地的绝大部分。减租减息实际也是一次初步的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很大经济利益，而地主阶级经济上受到大的削弱，这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实现民主革命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农民这一重大的政治、经济成果，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从而把党群关系提到一个新高度；而这一重大成果又是和抗日斗争直接联结到一起，为了保证这一胜利果实，农民的抗日决心和积极性更加坚定和高涨起来，参军、交公粮出现前所未有的积极踊跃。随着农村封建经济基础的严重削弱，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往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社会风尚也起了明显的变化，如婚姻自主、家庭协和、宗族宗派势力的削弱，********************全匿迹。全县这样生机蓬勃的气象和它所表现出的威力，在紧接着到来的5月份粉碎敌人大扫荡和向严重灾荒作斗争中充分表现出来。整个社会是如此，在党组织内同样发生大的变化，通过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大了党的组织，全县的党员人数从原来的900余人，发展到近2000人，这些新参加的党员绝大多数是运动中涌现出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大大改善了党组织的政治成分。党的战斗力空前加强?耍沟衬芄痪闷鹑魏窝现氐目佳椤�
在这3年中，黎城根据地正规化建设是在敌人连续不断的破坏摧残中进行的，但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在连续不断的摧残破坏中更加巩固发展起来，成为敌人摧毁不了的战斗堡垒；黎城党组织和人民的斗争是处在严重的困难中，但正因为困难才更加锻炼和提高了自己，斗争中所取得各种可贵的经验，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就是以后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3年困难中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对整个敌后根据地来说，是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向有利于我们方面转化的时期，对黎城根据地这个小的局部来说也是如此，正是这个困难时期，孕育了胜利。由此可见黎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这3年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时期。
1943年由于日军在太行根据地的腹心——武乡蟠龙镇扎了据点，为便于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上级领导决定把黎城划分为黎城和黎北两个县的行政建制，并由黎城县调出一部分干部组成中共黎北县和县政府。
从1944年起到1945年8月前，日军已停止了对黎城和黎北两县的进攻和“扫荡”，灾荒也已度过，根据地转入全面建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经过以往6年的艰苦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黎城和黎北两县的各级党组织更加坚强，领导水平更加成熟起来；全县8万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很大的锻炼与提高。他们在困难中敢于去战胜困难，那么在胜利在望之际，去争取胜利的决心与毅力就更加坚定和坚强起来，这样使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天灾摧残破坏的根据地在不长时间内，能够迅速取得恢复和发展。1944年夏收，两个县都得到特大丰收，群众的口粮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些有利条件，使党和全县人民马不停蹄地大力转入根据地各项建设方面来，其中突出地抓了农业生产。这时的生产已大大超过战争时期那种抢种抢收的水平，一方面从长期农业建设着手，在物力财力还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兴修了能够灌溉5000余亩的浊漳河水利工程，以及其它一些小水利工程；推广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农业科学技术。另一方面，鉴于农民耕畜、农具和资金还十分困难，发动农民大力组织各种类型的互助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生产高潮在两县范围内展开。到1944年底，夏、秋两季粮食生产都获得空前大丰收，涌现出一批闻名太行区的生产劳动英雄。与组织大生产并行的，在1944年冬进行了减租减息复查工作。复查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发动群众，使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能够彻底贯彻执行。实践证明，减租减息是一场严肃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不是一次运动所能完全解决的。经过调查，大约还有20%左右的村子，由于群众没有发动或发动得很不够，地主封建势力还表现的特别顽固，减租减息很不彻底，有的甚至是走了过场；就是在减租减息进行好的村子，也发现部分地主明减暗不减，或夺佃的情况。根据以往减租减息的经验，复查十分强调了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发动工作。地主的封建租息剥削是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本来是应该彻底废除的，只是为了团结抗日，才只减不废，因而减对农民来说，是合理合法的，斗争是理直气壮的；对地主来说党的政策也做了应有的照顾，应该主动认减，抗拒和抵赖是错误的，也是不允许的。这样的思想发动工作，对农民对地主是并列进行的，因而既充分地发动了农民，又大大地减少了地主的阻力，使复查工作完全达到了原来所预期的目的和要求，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两县范围内得到全面落实，以往减租减息的成果得到了巩固，把农民政治优势、农村抗日团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1944年开始，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抽调区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批到上级党的整风班学习。整风采取依靠干部自觉为主与集体组织帮助的方式。在干部思想认识上主要解决了这样几方面的问题：通过干部自觉检查自己与党的关系，检讨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表现与非党的思想意识，进一步建立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确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经过对过去执行党的政策的检查，对执行中脱离党的政策或偏向，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高度地维护了党的政策的统一与集中，使政策发挥其巨大的调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整顿了工作作风，对过去在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作风不纯的表现，都做了严肃的批判，这对增强群众观念，树立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一次飞跃的大改进。在干部整风的直接影响下，农村基层组织也自发地但又有领导地展开了由干部主动地做检查和群众参加帮助的这种方式的整风。干部的检查多数集中在工作作风和对待群众态度的缺点和错误上，而群众的帮助既批评干部缺点错误，又肯定他们的成绩。这样既改正了干部的错误，而又保护了干部的积极性，干部也愈感觉到群众对自己的亲切和爱护。用这样的民主方式来密切干群关系，改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是一个重大创造。经过整风，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出现了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团结奋进，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大好形势。这种好形势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大生产运动相汇合，在前后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的整个面貌，不仅灾荒已全部克服，群众生产生活也有了显著发展和改善。在这开始取得和平的日子里，两县的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并没松懈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上级党组织具体安排下，展开了县独立营和民兵的大练兵运动、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运动，为参加大反攻做准备。从1945年春夏起，县独立营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开始了向驻扎在潞城、襄垣一带日军展开局部反攻。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内，黎城县已经成为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黎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除了继续进行各项新民主主义建设外，集中力量在人力物力上积极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1945年8月15日，日军向盟军宣布投降。两县人民正在欢庆胜利，踊跃参军去接受日军投降时，山西阎锡山和蒋介石合谋，派部队抢占了上党地区。这一地区是八路军单独与日本侵略者坚持了8年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被迫进行了上党战役。黎城地处上党地区，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各项参战工作。在战役开始之前，县独立营升级为正规团的编制；发动广大群众参军，5天之内即有1061人入伍。战役开始之后，有7427人随军参战；留在县内的民兵和群众，对过路军队做了无微不至的招待工作，并把战争物资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对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受到部队的表扬。
在上党战役结束后，黎城、黎北两县合并，行政建制仍恢复为黎城县。在这一时期内，中共黎城县委在继续建设革命根据地方面，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继续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生产的内容从过去的主要是粮食生产，扩展到棉花等经济作物，手工业、运输业等多种品种多种类型的生产。这就是说不仅要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而且要解决穿衣和用钱的问题。参加各种类型的互助合作组织的劳动力已占到全县劳动力的70%以上,纺织合作和手工业等合作也普及全县。到1946年冬季，参加太行区第二届劳模会时，在粮食生产方面已经达到耕三余一；在布匹生产方面达到自给。旧社会黎城农村那种饥寒交迫、讨吃要饭的情况，从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共黎城县委领导下，通过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种悲惨情况已大大减少了，从1944年以后连续几年农业大丰收后，早已不存在。农村出现的是一片走向富裕安定生活的欢乐景象。
1946年夏，按照中共中央所发的“五四指示”及中共太行区党委具体部署，在全县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执行中，在政策上强调了要分清对待不同阶层人的政策界限，要紧密地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中农的利益和商业都不得侵犯；分清地主与富农的界限。在具体指导上，接受减租减息运动的经验，对组织农民强调了思想发动。由于对地主阶级当做一个阶级来说，是要被消灭的，因而特别强调阶级教育，并把土改斗争与正在猛烈进行得解放战争联系起来。在农民未取得土地之前，向农民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土地所有制，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土地改革消灭这个基础（农民把这叫做“刨老根”），也就直接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解放战争；在农民取得土地之后，号召农民为保卫翻身果实而去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由于前几年减租减息已把地主很大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已有了斗争经验，土改进行的很顺利，到1946年底，运动基本结束，应该没收的地主土地和部分耕畜及主要农具，全部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革命反封建的政治任务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农业经济基础，在根据地实现和确立了。经过土改又进一步引发了农民政治积极性的高涨，这种高涨饱满的积极性，特别表现在历次参军和支援解放战争中。在1947年夏季，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之后，中共黎城县委又领导全县农民进行了土改复查和整党工作。通过复查虽然也查出了地主少量的漏掉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了土地还很少的农民。由于在复查前对前一段土改的程度估计不够，认为还是很不彻底，于是发生对留给地主的土地进行二次没收，使部分人生产生活陷于困境；特别是在片面地执行“平分土地”这一方针时，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在整党方面，由于它是在对土改的结果做了错误的估计，并认为造成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党内政治成分不纯所引起。从这样片面的“左”的指导思想出发来进行整党，使一些在土改中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党员干部，政治上受到不应有的批判，组织上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从1948年起，中共黎城县委对土改复查中的过火行动做了纠正，对整党中受到不公正组织处理的同志进行了平反。这样在土改复查和整党中由于左的过火行动在社会上和党内一度引起的混乱情况，得以迅速纠正，各项工作又循着正常发展轨道胜利向前进了。
黎城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巨大的进展。即使在抗日战争进行得最紧张频繁的年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及其它文化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都有新的发展。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一般多采取灵活、多样和分散活动的方式。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则逐步走向集中和正规化。小学遍�?/span>各村，其数量远远超过战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教师队伍也空前扩大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与旧时教育相比都有新的特点。在课程中彻底取消了以往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而代之以民主和科学；在教学方法方面，改换了过去脱离实际的呆板说教和死诵死背，而和当前的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为此各学校都自办了小型农场和小型手工作坊，作为孩子们劳动实践的基地，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改变了以往“师道尊严”的教学作风，彻底取消了教师对学生的体罚，提倡了尊师爱生，在学校建立起各种民主制度。****教育，除时事教育外，本着学用一致的方针开展识字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显著的效果。所有这些，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教育工作，积累了经验。
积极支援解放战争，是黎城作为后方和基地的主要任务职责。县委组织民兵和干部直接?渭拥闹卮笳揭郏昂笥猩系场捉⒃ケ薄⒃ノ鳌⒔泻徒夥盘�6次，参战人数14000余人。在参战中他们表现了高度的纪律性与组织性，非战时积极帮助新解放区群众劳动生产，战时积极支援军队作战，并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在支援战争的同时，黎城先后调出优秀党员干部2000余人，随军到各个解放区帮助开展工作。又有2000余名青年参了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只有80000人的黎城县，前后派出这样多的参军参战人员，这样多的干部去支援新解放区工作，可以说黎城人民对中国伟大的解放事业，是尽了自己应该尽的职责的。
在这4年内，黎城这块革命根据地，经过支援解放战争和辛勤地进行各种建设，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黎城县委贡献给新中国的，已经是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黎城。
（本文选自《霍泛文集》，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