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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根基
抗战初期的战略要地━━黎城县偏城区
发布时间: 2015-03-10   浏览次数:25361   新闻来源:红黎城   【字体:
  吴 建 

在抗日烽火燃烧于太行山的年代里,革命老区黎城县这块红色土地上,山山岭岭、村村寨寨都有着其光辉的抗战史。偏城一隅(俗称宇庄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信息闭塞,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军民团结、浴血奋战,在这块名不见经传的土地上,谱写出一曲曲壮丽诗篇,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记载。本文就该区在置县治前二、三年中的烽火历史收集整理,欲使此宝贵的精神财富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往今来,历代地方区划整合变迁,无不是为其统治之便,或政治、经济利益所需等为要务,来圈定其管辖范围的。偏城行政区划的分、合、隶、属就是一个实例。它先属涉县、后划归黎城。抗战中期又独为县治、抗战胜利后归属涉县至今。

黎城县志载:“偏城位于黎城东部,涉县北部,距县城60公里,据涉县20.5公里。偏城古为一镇,相传原村分为三片,东、西两片称东、西岗,西南角为上寨子。全村有牛、马、王、陈各姓居住。约在宋末元初,刘姓从山西桐峪迁来,居住上寨子,此外,还有罗姓,当时曾有罗半寨、刘满寨之称。后罗姓绝嗣,又因刘姓世代为官,而后刘姓独居上寨子,他们将家园四周筑墙,并建有南、北、东三门,俨然如一座山城,又因此地偏僻,故名偏城。”现在,这处古建筑仍保留的比较完整,被列为涉县县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偏城在元代前,属涉县管辖,公元1265年,偏城刘家寨的刘震,执黎城崇州太守时,为其管理和照顾家乡的便利,特意将宇庄沟内偏城镇所辖的十三个村划归黎城县所属。从而还留下了:“舍一县(涉县),撂一州(辽州,即辽县,现为左权县),不舍宇庄那道沟。”的说法。就这样,从元代的1265年到抗战初期的1940年单独设县的670余年中,历经了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在阎锡山统治时期,黎城县划设城内、西井、偏城、东阳关、上遥五个区,偏城区为第五区,区署设在偏城村。1937年11月,黎城县委和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着手对各区旧政权进行改造。1938年5月,先后在西井、偏城、上遥、东阳关建立四个区委和抗日民主区公所。到1940年1月,偏城区一直是黎城县委和县政府下辖的第四区。独特的区域有其独特的经历,独特的优势又为其独特经历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空间。

首先,从交通方面看,当时从黎城县到偏城区有四条路可行走。其中有两条山涧小路需从龙王庙、秋树垣或源庄、石壁底穿沟东行,经涉县的石门或西辽城,然后涉水过清漳河再上山。这两条路只能在冬、春干旱季节行走,雨季漳河水旺时就过不去了。另一条则是架山而行,从清泉上山,沿大山中的的羊肠小道,经辽县(今左权县)的界碑山或十字岭进入。还有一条大路是从涉县的索堡镇东北进入,沟口较为狭窄,越往里沟岔越多,且渐逞宽阔。

其次,从地理位置方面看,偏城区位于宇庄沟内。是涉县、武安、辽县(今左权县),三县山脉环抱的小镇。南北长约50多华里,东西宽约30多华里,总面积260多平方公里。域界的北部,山势峥嵘峻峭,为辽县之天然界线。东、西、南部山势逶迤连绵,以山脊的分水岭为界,分别与涉县、武安为邻。又从域界之西北部辽县麻田的十字岭,派生出一条支脉,峰廻婉转,垂出界外,与武安的阳邑镇接壤。将该区分为洺河、清漳河两个流域。山谷中各个小流域中,还形成了许多微倾的小盆地。其中的间隔多属低山、丘陵或缓坡。全区辖28个行政村,80多个自然庄,16000多口人。

再次,从地貌类型方面看,偏城区就像山西飞进河北的一只蝴蝶,镶嵌于涉县、武安边境的大山中。还有一种说法是,它行政虽属黎城管辖,但和黎城边境村寨因大山阻隔、并不相连,离县城又较远,够探不着,是黎城的一块“飞地”。涉县、武安虽与之紧邻,但无隶属关系,又管不着。老百姓习惯称作“三不管”之地,是边区中的边区。这个区虽交通不便,全境没有一条通向外界的坦途,但爬山绕道,可通向太行各根据地,还是东北、华东解放区去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通道。它的境内不但有深山、高山、丘陵,而且还有像马布那样的山间小盆地。不仅北靠辽县的高山屏障,南有邯长公路可通上党。而且通过圪腊铺至青塔间的高脚走廊,西北部与辽县、和顺、昔阳相连;东南部与武安、涉县、林县相通;东北部还能与武安、沙河、邢台等地相接。是当年晋中、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通向太行区最大的贸易集散中心阳邑镇、河南店、微子镇等紧密相连的纽带。据南艾铺、龙洞、青塔、万谷城等几处店房考查,当年这个通道,日过驮驾平均在500驮左右,多时日达1000余驮。从而,把我从敌占区游击区搞到的棉花、棉布、食盐、药品等军、民用物资运来根据地;再把根据地需输出的山茶、核桃、柿子、花椒等销往敌占区。对粉碎敌人封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丰厚的土特产资源

偏城的地貌发育较好,土壤腐殖性较大,土地多而肥沃。当时人均耕地二亩多。年降水量一般在500毫米左右,且冬、春少雨雪,夏秋多雨。因无霜期较短,绝大多数的土地用来种植玉米、谷子、豆类、土豆等农作物。小麦仅有少量种植,且产量也很低。

抗战初期,宇庄沟的土特产品是远近闻名的。尤以经济作物的土豆,林果作物中的柿子、核桃、花椒等产品为佳。这里重点说一下一直传承至今的两类传统优势产品。一是土豆,即山约蛋(马铃薯)。以其个大、皮细、产量高、品质好、易管理、抗逆性强等特点列为各类农作物之首。当地农户从种植、管理到收获、贮藏都积累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在不占或少占耕地的前提下,靠在边坡、夹堰等零星地块种植,每亩地就可产到2500至3000斤;若在肥水条件较好的耕地里种植,每亩甚至可达5000斤左右。通过保鲜贮藏,可供军民吃一个对头年。土豆的食用方法也多种多样:它可单独或配其他食物蒸、煮、烧、炒;也可配高档食品油炸,做成高档菜肴;还可加工成粉面、面条、粉条细吃。既可以在家里作为一日三餐主、副食,又能做成出差、赶集路上的干粮充饥。当年民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山约蛋、好东西,二斤能顶一斤米。有了它,不愁饥,能干农活、能杀敌。”二是核桃、柿子和花椒。当时该区年产核桃200万斤左右;年产鲜柿子1000万斤左右,加工成柿饼、柿卵子200多万斤;花椒常年产量为20来万斤。这三宗产品是黎城县战前在天津口岸出口的主产区之一。在以上产品中,柿子在当地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柿子是当年黎城、涉县、左权(当时为辽县)接壤地带的大宗产品,仅偏城一个区常年产量达1000万斤左右,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木本粮食资源。它不仅可以做成柿饼、柿卵子出口或储藏起来,作为商品出口、对外销售,以成为全年经济主要来源,或供家中常年会友、待客使用。除此以外,柿子还是当地群众灾荒、战乱时代,用来代替粮食的主要食品。基本吃法有两种:一是鲜吃。在霜降时节收摘柿子时,将无伤害(硬柿子)和有伤、破碎的柿子分开。先把无伤、无损的硬柿子单摆于房顶或搭建的草棚顶上,通过冻化、糖化后,即成软柿子。拿软柿子摊在糠窝头上或掺在糠炒面里吃,这样就使难以下咽的糠面食品好吃多了。当地人形容说:“柿子抹窝子,顶个火锅子。”另一种吃鲜法是,将有伤或破损的柿子削去皮或掰成半,经多次凉、捂,作糖化、软化处理。待蒸发去水分、表面发满柿霜后,存放入缸中。当地人叫“柿疙瘩”、“柿老汉”,等第二年开春,农忙季节来临时,拿出来做干粮吃。削、旋下的柿皮用来陪小豆做馅,包“黄谷团”吃。二是做成柿炒面(也称甜炒面)干吃。做法是:将秋天打谷时留下的粗糠,配上柿子通过石碾,碾压成糊状,然后捏成核桃大小的糠团,经晾晒脱水。进入冬至时节时,放入火炕烤干,再用石碾碾碎、过罗筛面,最后装缸、捣实存放。需用时,挖出用水泡食、干食均可。缸里储存的炒面几十载不坏,是当地备荒的主要食品之一。

总之,昔日的偏城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土特产资源,享誉全县乃至整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非常条件下的非常之举

抗战前夕,偏城区和黎城县其他地方一样,在阎锡山政权的统治下,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占人口13%左右的地主阶级控制了30%以上的土地;而占人口40%以上的贫雇农却仅占有15%的土地,大部分的经济利益被少数的封建、官僚等阶级所掠夺。他们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极端困苦,过着“早喝汤,午吃糠,晚上稀饭照月亮”的困苦生活?/span>

一、战前形势。1935年至1937年的二年间,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变本加利。在山西广大农村,重点采用两项强制措施。一是推行“村本政治”,以强化其对村民的统治。在原来邻闾制的基础上,普遍实行编村制,编村村长大都是反共积极、又有统治农民的手段,并在太原统一训练三个月后,再由阎锡山派去的。************员有:村长一人、主张公道团团长一人、防共保安团团长一人,以及文书、通信员、伙夫各一人。1937年底又增加牺盟分会秘书一人。一个编村管300户,设村长一人,超过300户者,增设村副一人。不足300户的村子,与相邻的村子实行联合编村。编村下辖闾,每个闾长辖5个左右邻,每个邻长管5个左右的农户。这样一来,编村有村长、村副,闾有闾长,邻有邻长。偏城区当时有87个自然村,54个社村,共设编村8个,闾110个。设村长、村副、闾长、邻长等约1000人左右。而这些村级长官,大都挑选那些“乡绅”、财主们来担任,使得村里“乡绅”、富户们的人数更多,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司(法)、武(装)、财(政)、教(育)等支配的权力更大。阎锡山反动势力强加给老百姓的政治统治和经济负担愈来愈沉重。二是大搞“清乡运动”。把对阎统治不满的、反抗的,统统清理出来,有的甚至还戴上共党的帽子,加以打击迫害。两年间,仅在偏城、安居、宇庄、鹿头、桑栈等较大的几个村子就搞“清乡”20多次,受迫害群众达300余人。与此同时,还在民间成立反共防共组织。在偏城区就普遍成立了以地富为核心,再强迫村民参加的“主张公道团”和“防共团”等组织。阎锡山还亲自编写了“防共歌”等小册子印发到村,强迫群众、尤其是在校学生都要“会唱、会背”。利用五花八门的名堂,实施其镇压人民反抗的白色恐怖政策。阎氏集团统治下的人民暗无天日,高压政策下集聚起来反抗因素,如同数万顷“火山”、干柴,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二、救亡初始。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全民抗战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全国。1937年11月18日,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从此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根据地和救亡工作。偏城区也和全县一样,成为抗日救亡的重点区域之一。

首先是在黎城县地方党政组织和牺盟会的领导下,由本地在外务工的地下共产党员━━安居村的索维新等,秘密回乡会同当地的“牺盟会员”━━在偏城区署任区长的郭绍仪(郭是黎城孟家庄人,当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江育堂(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等,向群众宣传日寇的侵略罪行和我党抗日主张。还有本地觉醒的知识分子刘克恭、刘志超、陈通顺等,先一步看到、听到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事实的积极分子都纷纷走向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全民抗战的风浪开始吹进了偏城。

其次是国民党五十三军的大浩劫从反面教育了偏城人民:国军祸国殃民,靠他们,老百姓最终还是死路一条。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老百姓的依靠和希望。侵略者的枪炮声惊醒了中华民族这头“东方睡狮”,同时也将民族的另类推向了反面,成为残害人民的帮凶。卢沟桥事变后,镇守华北的几十万国民党部队,有的一战即溃,有的望风而逃。使日寇野心尘嚣甚上,推进迅速。8、9月间,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五十三军,来到偏城山区。进行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骚扰、抢掠和洗劫。他们刚来到时,就佯称是从前线下来的英雄。于是各乡村群众喜出望外,立即组织慰问。然而不出几天,他们便撕下了“抗日军队”假的面具,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民财活动。之后又分成小股部队,每到傍黑,便走乡串村,强奸妇女、大量收刮金银细软等民财。对粮食衣物等物品,能拿则拿,不能拿的就糟蹋掉。因战乱,当地老百姓家的核桃,没来得及卖出去的,就被他们抢上当燃料烧掉。他们喂马不铡草,全是拿村民家的豆子喂,马光吃豆子,粪便臭气逼人。他们见到猪羊、鸡犬就抓住,宰杀吃肉。对当地一些有钱户,采取绑架肉票的办法,逼其拿钱赎人。一时间,这一带的农村风声鹤唳、鸡犬不宁。村民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月把地左右,其大队人马开走,留下的人更肆无忌惮地三五成群、昼伏夜出,抢劫、奸淫,为所欲为。除了杀人、烧房外,与日寇的“三光”政策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本地一些流氓恶棍也乘机而起,组成形形色色的帮会、山头,打家劫舍、敲诈勒索。最大的一股是涉县井店的李通匪首,纠集起上百人的流寇盗匪队伍,经常三五成伙打道截路、绑架勒索。此外,从外地流串来的敌特、汉奸,乘机煽风点火、造谣恐吓,不是说国民政府丢城失地,就是日本如何强盛,弄得广大民众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三、初创根据地。

1、率先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是我党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通过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关系而公开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由我党接办并改组。仅用两年时间,就把该组织办成了遍及山西全省的一支强大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底到1937年初,偏城高小在进步青年教师刘克恭刘志超的带动下,全体师生集体加入了牺盟会。黎城县牺盟分会于同年底派赵伯庸、史纪言到偏城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全区八个编村都设立了专职秘书;区署设了分会长、特派员,并组织他们到黎城县城受训三个月。全区50多个社村,都以“十人团”的形式建起了基层组织,会员很快发展到了四、五百人。当年底,赵、史二人还在偏城区组建起了牺盟游击队,招兵200余人,带走50多名,编入我党领导的决死三纵队。原在牺盟游击队给史纪言政委、李大清参谋长当通信员的王宽兴同志回忆说:“1937年12月,我跟随黎城县牺盟游击队一部开赴黎城的偏城区鹿头一带剿灭土匪军队,在史纪言的正确指挥下,俘匪三十余人,得战马十余匹,中正式步枪十余支,手枪两只。”牺盟会还普遍在各村中心点,写了牺盟会纲领宣言告同胞书。其组织、规模、活动等,当时在全黎城县很有名气。

2、八路军工作团播火荒原。1937年9月底,八路军129师官兵,以其神速步伐挺进太行后,一面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面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很快使太行山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1937年10月下旬,129师师部移驻辽县(今左权县)的桐峪、麻田一带。师党委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其中包括抗大党员队的干部,组成数十个工作团,奔赴太行山区各个县,配合地方党开展工作。10月底,一只由王谦任团长,李大清任副团长,梅花樊、石文炳、王海山、罗塔山和张大个、小马(名字待查)为团员的一二九师黎城工作团,从昔阳出发,途径和顺、辽县,到达黎城县城。到黎城的第二天,工作团就召开会议,研究了分工及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决定先以偏城、西井两个区和县城附近的村为开辟工作的重点,逐步展开工作。由张大个和王海山到偏城区。张、王二人都是红大(后改为抗大二期)毕业学员,又是从部队抽调上来的营、连级干部,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仅短短两个月时间,便把偏城区抗日活动搞的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从此,偏城这块荒原沃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继而,为了尽快开辟和巩固这片八路军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一二九师师部又专门从771团抽出由副团长韩东山任团长、张南生任政委、胡兴寿任民运股长的八路军先遣团,带一个营的兵力,顺清漳河东进,经涉县西达、关防、岭底,直插平汉线西侧的彭城,用很短的时间建立了磁县抗日根据地。之后,先遣团领导带一小部分人马,于1938年2月9日,即农历正月初十,到达偏城安营扎寨。先前在此工作的张大个、王海山与先遣团进行交接之后,张、王回团,先遣团着手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工作。

3、特委会议普新章。八路军先遣团虽人数不多,但他们行动火速、工作相当出色。山里的人们奔走相告:“共产党来啦!红军来啦!八路军来啦!”。顿时整个宇庄沟的老百姓沸腾了。

先遣团到偏城的第四天,冀豫特委就在偏城寨上一刘姓的家里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对太行腹地如何开创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精心的研究和部署。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适时、重要而又成功的会议。会上传达了一二九师关于如何开展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指示。会议由胡兴寿同志筹备,先遣团政委张南生,特委书记张玺、王维纲共同主持。参加会议的韩东山、张锡珩、纪德贵等,都是即将分赴涉县、磁县、武安、林县、沙河等县领导开辟根据地和组建地方武装的负责同志。会议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从军事、政治到开辟根据地等诸多重要事项,做出了精密的安排部署。会议根据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对敌斗争的形势做了五项重要决定:适应新形势,团结战斗,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扩大我方实力。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先遣团归建771团,留下部分骨干,组建八路军工作队。另组建先遣支队即冀豫军分区,统辖七个县、三个大队的地方武装力量。特委改地委,公开名义为先遣队政治部统战股。辖涉县、磁县、武安、邢台、沙河、黎城、襄垣七县。各县建立八路军地方工作团,亦即县委的公开名义。鉴于日军已犯至武、涉边境,先支和地委机关撤至邯长公路以北,以便协同川军47军李家钰部和东北军骑四师王奇峰部,共同阻击日寇向太行腹地的进犯。八路军四支队划归太南分区领导,向林县、平顺一带转移。所有这些决定,对太行腹地创建根据地,建立人民武装,打击日寇等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四、卓越的奉献。

冀豫特委偏城会议之后,各方面的工作火速开展起来。从1938年2月到1939年9月,偏城区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增强党的凝聚力。工作队的忘我工作精神感人至深。当时先支政治部派胡兴寿同志为偏城八路军工作队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征粮征款,供给军需;发动群众,创建新华游击队,收集国民党散兵的枪支;配合地方,组织各抗日救亡团体。说是工作队,但开始仅胡一人,后增至五、六人。先支给他按了一部电话,直通辽县下庄的先支司令部。为保密起见,电话只限胡一人使用。用时插线,不用时拔下,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胡兴寿虽只身一人,但他有胆有识、知人善任。团结、带领周围的抗日积极分子,把工作开展的有条不紊。首先,他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搭档,就是黎城籍的、当时已是牺盟会员的区长郭绍义。郭当时虽已是共产党员,但在没有上级党组织许可的情况下,他和胡兴寿也相互保密。胡、郭二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配合得非常默契。胡代表八路军、郭代表“牺盟会”和区政府。胡利用郭的公开身份和地位,讲话力度大;郭利用胡的电话,随时了解形势的发展,确立工作方案。其次,工作队在偏城村东头最繁华的地段━━刘姓粮行门上高悬起一块非常醒目的“八路军工作团”大牌子。很快,一批批先进分子慕名而来,聚集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大旗下。之后,先支在两月内,又派张俊英、白寿山、张学虎,还有一名通信员陆续到达。协助胡兴寿同志工作,强化了工作队的组织。三月中旬,偏城工作队划归涉县八路军工作团,团长马力派秘书李俊等三人到工作队协助工作。分工胡主抓军事,发展地方武装;李主抓地方工作。至1939年6月,黎城县八路军工作团派郭廷俊同志到偏城任区委书记,负责工作队的工作。党领导下的偏城区抗日根据地从创建到巩固,迅速有序的开展,愈来愈显现出其巨大威力和强烈的时代效应。

2、捐筹粮款物资,支援抗战急需。当时的工作真可谓雷厉风行,紧张有序。冀豫特委会议后的第四天,胡、郭二人就商定,以黎城县偏城区署和八路军工作队的名义,广贴告示,动员当地富户为抗日捐粮、捐款、捐物。第一次召集当地20多名财主、乡绅开座谈会。会议期间,为与会人员特意准备了“老松山牌”香烟和茶水,气氛和谐融洽。会议由区长郭绍义主持,胡兴寿作动员报告。然后郭区长提出任务,与会者酝酿自报。经当场连续三次报数确认,捐出粮食7万多斤。第二天集中、第三天拉走,有效地解决了129师前线部队燃眉之急。尔后这样的活动又搞了几次,不到半年,这个不足两万人的区就捐出粮食19万多斤、现大洋一万多元、衣物不计其数。仅鹿头一家江姓大户一次报出购买5000双胶鞋的款项,并表态:如需要,还可再拿出一些。对志愿援赠粮款的大户,一律戴上红花,敲锣打鼓欢送回家,还分别根据物资款项多少,送上喜报、挂上牌匾。这些举措深得人心,其凝聚力、影响力相当大。

3、建立地方武装,巩固初创成果。不管是先前发展起来的牺盟会,还是后来的八路军工作队,从一开始就狠抓抗日武装建立不放松,而且发展非常迅猛。除1937 年底至1938 年初,黎城县牺盟分会特派员赵伯庸、史纪言到偏城首次组建起200余人的牺盟游击队外。1938年3、4月间,八路军工作队又在偏城村开始组建新华游击队。牌子一亮出,报名参加的人络绎不绝,有父子相争者、有兄弟相争者,情形热闹非凡。如寺子岩村陈家有弟兄仨都争着要当兵,老大30岁、老二26岁、老三24岁。老父、母亲虽年迈有病,但也愿意送他们走。邻里们对两老人好心相劝:仨都走了,谁给你们养老?更何况别人家都是一个人去,就你家能走仨?老父亲无奈,只得携着仨儿子找胡队长说情。经胡兴寿同志耐心的思想工作后,最终留下了老大在家伺奉老人,特批准老二陈兰贵、老三陈兰顺参加了游击队。根据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安排,陈兰贵随部队在当年的7月7日9日,到黎城县的下桂花村,参加了“黎城县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三十多年后的1973年,老人向在黎城县林业局工作的次子陈二和一家回忆起来时,感想颇深。首先是他第一次看到刘伯承司令员在台上讲话的动人形象。其次是在开会期间,在下桂花村喝到了地道的黎城“炒米汤”,“那真是个香啊”!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在参加上党战役时腿部受伤,1947年退伍回乡。新华游击队紧锣密鼓,20天就招收80名,之后又发展到160多名。为适应战事需要,精选出120多名成为正式队员,整整一个连。由区长郭绍义任队长,八路军工作队队长胡兴寿任指导员,张学虎任副队长。全队编成三个排,一个炊事班。当年5月,队里建起了党支部。不到半年时间,新华游击队在当地群众眼中就成了一支能文能武、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1938年8、9月间,由副队长张学虎带领,到武安县南阳邑改编为八路军先遣支队独立团。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新华游击队在八路军工作队的领导下,在配合正规军抗击日寇的同时,还将危害一方百姓的四股流匪一并铲除。一是五十三军残留下来的散兵流匪;二是长期流窜于宇庄沟一带,以叶起秀为首的二、三十人地痞流氓;三是经常流窜于涉偏武之间的李通部,将匪徒全部抓获、活捉并处决匪首李通、缴获步枪30余支;四是自称“黄司令”为首的“国民军”,这是一支国民党军队从华北前线溃退下来的杂色军队。他们在青塔、木井一带树起招兵的牌子,公然与我八路军争夺兵员和地盘。在我方反复争取劝说无果的情况下,武力将其消灭。至此,新华游击队这支抗日地方武装,抗战期间就扎根于偏城,经常活跃在武、涉、偏一带,屡建战功,很受群众欢迎。事实证明,建立抗日武装是巩固根据地必须首要抓的一环。

4、建立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机构。党的基层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核心。1938年5月,偏城八路军工作队队长胡兴寿到涉县开会,与当时的涉县工作团团长马力共同研究了偏城工作队进驻四个月的进展情况和后续工作。根据上级安排,决定开始秘密发展共产党员,陆续建立村级党支部。胡回去后,立即精心选育、培养吸收对象。当月在偏城村首先培养、介绍铁匠申孟华为第一名共产党员。六月中旬又相继吸收染布匠李元,农民张喜贵、杨金华、陈良四名同志入党。七月,偏城村成立了全区第一个秘密党支部,李元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对外称政治主任)。此后,在安居、桑栈等村也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到年底,全区26个行政村共发展党员41名,并有偏城、西庄、寺子岩、石峰、西安居、木口、桑栈七个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党组织虽在1946年之前处于秘密状态,支部书记的公开名义为政治主任,但从其诞生起,就标志着根据地的地方基层政权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从此村里的各项工作有了领头人,群众运动有了领导核心,抗日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循序渐进,改造、组建新政权。1937年以前,阎锡山为了强化其防共反共措施,在山西全省普遍实行了编村制。旧的偏城区署下辖偏城、宇庄、安居、桑栈四个编村,************员有:村长、主张公道团长、防共保卫团长、文书、通信员、伙夫和牺盟分会秘书。这些人除1937年底加的牺盟会秘书肩负着革命任务外,其他大都是旧政府派下来统治人民的“打手”。自打八路军工作队进驻后,他们在口头上也喊团结抗日,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持八路军工作队的活动。但实际行动上则明里暗里不断制造麻烦,阻碍工作队工作开展。1939年的4、5月间,工作队根据黎城县党组织的安排,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领导群众开展了以反贪污、反恶霸、反抵制抗日和消极抗日为内容的夺取政权斗争。采取的策略分两步:第一步先从编村一级的头头开始。由党支部领导下的农会出面,召开群众大会与有此恶迹的编村村长开展面对面的揭发、清算斗争。现场撤职、查办。当即选举出有威望的共产党员或牺盟会员,出任新的编村村长。旧编村其他成员也在此同时,有的被赶下台,有的积极接受改造被留做其他工作。第二步解决编村下设行政村的掌权者。经过编村一级政权的顺利解决,各行政村的原政权,实际上已有名无实。有的瘫痪,有的早已被农会取代。经进一步整顿,到当年8、9月,基层权力基本落到了党领导下的贫雇农手中。从此,偏城区根据地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5、各救亡团体的健全、巩固和完善。在新的村级政权建立之前,各救亡团体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当时各村的救亡团体的组织和发展是以农救会为先导的,继之是:妇救会、工救会、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各救会的成员基本都来自农会。在旧政权未及改造,新政权还没建立前,农救会不光是管抗日救亡的事,就是村政务上的事也是农会说了算。妇救会、工救会、儿童团都是以若干人编成一组,每组受其主席、团长直接领导。如有重大任务或活动,工作队往往是通过召开各救亡团体大会来落实,从而使各项工作一呼百应、红红火火。民兵自卫队的管理和其它救会有所不同,它是以行政村为单位,以班、排、连、营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在各村都统属村武委会领导,村对区、区对县,武委会自上而下成为民兵自卫队的统帅机关。

在八年抗战中,各救会确实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7000多口人的偏城区,仅民兵自卫队就发展到6000余人,其中青抗先基干队发展到1100多人,枪支达到400余支。担任战备后方任务大的青塔村枪支达到30多支,足可武装一个排。此外,农救会互助度荒,妇救会纺花织布、做军鞋,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等,都各自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6、抗战初期的反扫荡斗争。八年抗战期间,日寇对偏城的大扫荡达七次之多。烧毁房屋万余间,残杀我同胞543人,致残1500多人,其中终身残废206人。在历次大扫荡中,立县前的38、39年有两次,1940年以后有5次。本文仅简述1940年前的两次:

第一次为1938年春季扫荡。这次扫荡的目的不是偏城,而是从武安出动兵力企图偷袭我驻黎城的一二九师主力。日军从涉县分出约千人左右的一股,经鹿头进入偏城地区,在东、西鹿头龟缩一夜,第二天经壮口,东、西安居,东、西宇庄,然后从索堡到黎城东阳关。这次敌人在偏城区时间不长,并在东安居遭到了我初建起来的民兵自卫队巧妙伏击,鬼子狼狈鼠窜。自卫队在反扫荡总结时,把它称作一次实战演习。

第二次是1939年,也是烧房最严重的一次。全区28个行政村、84个自然村中,一次性烧毁房屋万间以上,没烧房的行政村仅剩6个、自然村40来个。凡被烧之村,无不残墙断壁,满目凄惨。时至今日,有的旧村址上仍存被烧痕迹。以后的多次扫荡,由于我自卫队的发展壮大,“空室清野”的普遍实行,抗日设施的巩固完善,抗敌力量的不断增强,致使鬼子夜宿不敢进村,小股不敢搜山,狂虐残暴也逐渐不怎么凑效了。扫荡造成的另一种灾难就是无故杀伤我同胞,如鬼子在寺子岩村烧房后,78户人家的村子里,烧的只留下一个门楼。为表其进偏城后的“第一战功”,鬼子将抓到的六位老人,用绳子绑起,强迫他们侧身躺在打谷场上,用削尖的木棍从左耳捅进、右耳穿出,活活地钉死在地。同年,在沙垴的一个小自然村里搜出三户共11口人,全部杀死。其中一户刘姓家的三口人,先用短刀将男子刺死,再将妇女轮奸后,腰断两截残杀。最后将在一旁哭叫的幼童,用刺刀穿胸高高举起,再刺入地下致死。孩子死后仍怒目圆睁,并紧攥着两只小拳头。事后,全村人都为这家人的惨死而悲痛欲绝。这年扫荡,日军在西庄村后沟抓了十多名妇女,集体轮奸后,强迫她们脱下上衣、露出乳房;把裤子脱下来,挂在脖子上,然后把从山上摘来的、未成熟的桃、杏,给每个妇女的阴道塞进一个,逼迫她们排队摇摇晃晃艰难行走,以供其狂欢戏笑。正在这时,我在沟口设伏的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猛烈射击,鬼子死伤大半,剩下的抱头鼠窜,十几名妇女得救。

7、圪腊铺创办兵工厂。1938年冬,八路军工作队刚在偏城站住脚,就积极协助129师在偏城以北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圪腊铺村,建起了一座小型兵工厂,时称一二九师修械所。这个村只有50户人家,200多口人,座落在海拔千米的大山中,条件既偏僻又艰苦。兵工厂的厂长是偏城村铁匠、共产党员申吉祥。原料是从敌战区通过破坏铁路弄来的钢轨。工人是偏城村第一任支部书记李元(林县籍)到老家招收的手巧铁匠。那时的工人也是兵,穿军装、吃供给,享受部队待遇。开先招收百名工人开工生产,次年就发展到170多人。从生产“手把子”(打一响)和单发步枪、刺刀等,后来发展到仿制盒子枪和连发步枪。到1939年后半年,每天就可生产四支步枪,一个月可装备一个连,一年可装备一个团还多。这在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事,但在当时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贡献。后来随着兵工厂力量的扩大,到1942年冬与辽县隘峪口兵工厂合并。

 

                       小县担负起光荣使命

     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最完整的抗日县━━黎城县,它属下的偏城(也称宇庄沟)区,当时尽管处在被国民党政权控制的涉县、武安等顽固派包围之中,虽地域不大,但其回旋余地却较大,属黎城县抗战前沿的排头兵;人口虽不多,但物产丰富,易筹给养,是涵养、补充兵员的理想地方。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条件和重要战略位置,从抗战初期开始,边区政府、黎城地方党政组织和八路军工作团就着意重点开辟、巩固这块前沿阵地,并在适当时期,由其独立担当、完成其抗战使命。经过二年的工作,偏城区各项群众工作和各级组织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偏城区建县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由于抗战的需要,也显得愈来愈迫切。

1939年9月,晋冀豫区党委派杨维为首的民族运动工作队(代号“马港留守处”,实际是偏城县委的前身)进驻偏城,八路军地方工作队撤销,原人马大部撤走。部分留下的,归“马港留守处”统一领导。其主要领导成员有:杨维、李刚(女)、司荣、白盘夫、王世荣、柴德、李秀文、孟辅、晓贵等。

1939年10月,为探索抗日斗争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上,黎城县被确定为晋冀豫区抗日实验县。

1940年1月,晋冀豫区党委下达命令:“偏城地区正式脱离黎城县管辖,建立独立县级建制,”从而宣告偏城县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原偏城区署的机构、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与变更,先成立了偏城办事处,后改为偏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命杨维为偏城县委政委(县委书记),郭绍义为办事处主任,后为县长。李刚(女)为组织部长,林香(女)为宣传部长。

1945年8月14日,侵华日寇无条件投降。偏城县人民经历了全民抗战的烽火,出色地完成了特殊历史期赋予的辉煌使命。1946年5月12日,奉上级命令与涉县合并,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实践证明,在偏城置县这个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抗战期间,我党我军利用这块自己管理的行政区域,在多次“反扫荡”、“反蚕食”的对敌斗争中;在支前、补充兵员中;在为我领导机关提供战略物资供应等等方面,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重点参引资料:李瑞著光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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