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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根基
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高级干部会议
发布时间: 2015-04-09   浏览次数:1809   【字体:

董魁生  整理
 
       一九四零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县的西黄须、北社、霞庄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傅钟,北方局的杨尚昆、刘锡五、李大章、张友清、杨献珍,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冀南区的杨秀峰、宋任穷、李青玉,太行区的李雪峰、戒伍胜、徐子荣、黄镇、李一清,太岳区的薄一波、安子文,晋豫太南区的聂真,晋察冀根据地的聂荣臻、彭真、吕正操,晋西北根据地的赵林。
  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的。首先传达了中央的几个文件,这些文件是:中共中央二月一日《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二月十日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毛泽东、王稼祥三月五日给彭德怀的《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具体步骤的指示》,中共中央三月六日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等。接着,由冀南、太岳、太行、晋察冀、晋西北等地区的负责人汇报了各根据地的工作,并展开了讨论。
  四月十六日,杨尚昆代表北方局,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重点讲了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认为这是“争取对时局的好转,克服逆转,保障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报告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个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总结了华北地区两年另十个月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取得的明显成绩,主要表现在:
  发展了进步势力。八路军在华北大大地扩大了,收复了广大领土,建立了许多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进步法令。同时,把工、农、青、妇、儿童、文化等各方面的群众组织起来,使这些群众“在坚持抗战,参战,在建设根据地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坚持华北抗战的依靠。”在此期间,共产党在华北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党在华北各地已起了领导作用”。
  在争取中间势力方面,对阎锡山的争取,一二九师对各杂牌军的争取,都收到了一定效果。
  反顽斗争取得了较大成绩。“进一步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巩固了新的地区。如晋西北清洗了顽固势力,太岳,太北进一步巩固,冀南清洗了丁树本后,我们占了优势。这不仅使这些地区前进了一步,且使冀察晋更为巩固。”经过斗争,“兴奋了许多地区的基本群众”,“使顽固派有点胆寒”。
  报告指出,我们的工作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在发展进步势力方面,深入,巩固的不够,“还没有能够适应于整个发展的形势。发展的形势是由北向南的,从冀察晋到太北、太南,“太北、太南”比北不足,比南有余。特别是鲁南陇海路附近,工作还是很薄弱的。”“争取中间力量工作,赶不上自己力量的发展,也赶不上与顽固分子的斗争,这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环”。
  针对华北地区的形势和存在的弱点,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杨尚昆在报告中提出了建军、建党、建政的三大建设工作,作为华北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报告认为,军队建设“是全党的任务,总目标是建立党军”。“八路军是党的策略、路线的宣传者与执行者,而且是首先执行者,应成为核心骨干。”“因此,建军任务提在前面,不仅军队,地方也应负责任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报告指出:基本任务是建立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支部工作,是巩固党的基本工作”。“要搞好党内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工作”,提出“地方党特别是太北、太南、冀南要输送知识分子到军队”。对建设工作,报告指出应按中共中央三月六日的指示搞好政权建设,“要培养治国人材”,在根据地实行民选政府工作人员,通过联合办事处的形式,统一太行、太岳、冀南的政权。要搞好根据地内的国民教育、财政工作。报告对财政制度、货币、生产建设、贸易工作等,都提出了政策原则。
  杨尚昆报告后,会议分组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重点是如何进行三大建设问题,与会者认为:三大建设的提出,对于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有重大意义,特别是统一政权的工作,势在必行,意义深远,财政经济建设工作,已迫在眉睫,它直接关系到抗日部队,抗日政权的生活保障,应引起高度重视。
  四月二十一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会上作了《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应建立一支“在政治上能够支持和开展政权与民众血肉相联一起抗战,不被日寇、汉奸、顽固派破坏的军队”;“在经济上能协助民众生产、改善民生,不被敌人经济破坏的军队”;“在军事上能以较敌劣势的装备,正确运用技术战术,无论大的协同与独立作战,都能作运动战、游击战,配合群众斗争,粉碎敌人,首先是粉碎敌人的囚笼战斗”。这种军队,“只有在党领导之下的,其成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才能适应各种斗争,发扬战斗力,这样才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报告对积蓄战斗力的组织问题,锻炼战斗力的作战问题,培养战斗力的教育训练,部队的政治工作,后方勤务,军队建设中的工作方式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刘伯承在报告中,概括了一二九师出师华北以来的成绩,主要有五方面:“(一)协同地方党开辟与创造了四省边界的根据地;(二)部队大大发展了,差一点要到十倍;(三)战术提高了,会打运动战、游击战;(四)干部培养了,新的老的都有;(五)统战工作得到很大成绩。”报告对军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刘伯承指出;“军区——是正规军事行政机关,是包括整个把人民变为军队的问题,有积蓄武力使用武力的作用。我们的军区与一般军区之不同,是因为是在敌后战斗中建设起来的,它负有积蓄力量,同时又有使用力量的作用。一般行政与军事行政之关系,军区是政府的军事部,也同时是党的军事部,是群众学打仗的机关,是军队的窠子。”刘伯承指出军区的任务是:“(一)游击破路拆堡、空舍清野戒严;(二)掩护和配合基干军队作战;(三)锄奸、肃清敌探;(四)民运工作,支持政权;(五)兵员补充;(六)侦察情报;(七)敌伪工作”。
  会上,在总结反顽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群众性反顽斗争中出现的“左”的倾向问题。其中集中在关于斗争、捕杀顽固势力的问题上。北方局认为,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随便捕人、杀人的现象发生。在会议进行中,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于四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保障人权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最近各地不断发生乱捕人杀人的现象。个别地区甚至采取狭隘的报复手段,草菅人命,实行恐怖行为,引起社会上一些人士的不安,予群众以极坏的影响,这是直接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秩序,对根据地的巩固以莫大的损害”。“各地必须立即纠正这些现象,停止这些行为,并立即停止对国民党员的‘自首’政策,着重说服教育。政府已有法令,禁止随便捕人杀人行为,县政府不经专员公署批准没有杀人权,区、村政府没有捕人权。”
  会议后期,综合会上讨论的意见,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及财政问题与建军问题讲了话,关于冀太联办的性质及工作方式,邓小平指出:“联合办事处是一种权力机关,用指示信方式实现政策法令之指导,以达实际内部的统一。以三专署为工作机关,每一指示对本区直接指导,对其他地区间接指导。下设办事处,编制同专署,划区一般要将就旧省界。”对旧政权普遍进行改造,“要以支部与农会改造为基础,秋后再来普遍的村选运动。”邓小平在提出缩减政民人员的问题时说:“今天整个区域,政民工作人员几乎有十万,这是过去军队困难及民力枯竭的原因。缩减后的人员要具体解决,如动员到军队中,教育工作中以及各种社会事业中。”关于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邓小平指出:自给自足,发展国民经济,运用政权及经济机关作调剂作用,统一收支(建立预决算与经费开支制度)、开源节流(搞好税收,收取田赋,实行合理负担,搞好工农业生产以及军队生产,解决本身需要的百分之二十等)、加强银行管理(搞好冀南票的发放,收回贷款);冀太联办成立财经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生产;实行官民合办,奖励民办生产事业的政策;重点搞好农业生产,实行“四一”减租;对敌占区来贷,“采取逐渐排挤法”。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提出每县要办一个完全小学,一个地区要办一个中学;禁止乱捕人杀人,强调了区村无捕人权,县无杀人权;建立军政民发行系统,保证交通(主要用于军队的情报传递与政民指示的传递);军粮一年征收一次,两季交纳,并实行粮票制度。关于建军问题,邓小平强调了要在五月底以前补充好部队,要创造模范部队。他特别强调要用党的办法而不是个人办法带部队,要使部队服从于党,而不是某个人。要使部队不只原来的首长能带,别人也能带。部队战术问题的中心目标是对敌,特别是对敌人的铁路线和据点。
  在会议进行中,朱德总司令到会就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讲了话。
  会议还决定,为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等七人组成,邓小平任书记。
  黎城高干会议,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统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所作出的根据地由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决定,提出的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战略区起了重大作用。会后很快克服了“十二月政变”后产生的混乱现象和“左”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八月一日,冀南主任公署与晋东南三、五两专署,在黎城西井村成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任命杨秀峰为联办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任。制定并公布了施政纲领二十条。“联办”的成立,对于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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