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高级记者，曾住孔家峧郭家，与郭宜民交往甚厚，解放后是人民日报驻广东记者站首席记者。

郭宜民给郭海波说过：华山在咱家住过好几次，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他得过肝炎身体不太好，也不知在世不在世。抗战时，新华日报社住在咱家西楼上，来往的记者很多。记者每两个月换一次班，轮流出去采访，采访回来再写作，这话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1980年华山在解放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黎城，故地重访，住了好多天，其中还专门去孔家峧村看望了他的老房东郭宜民，两位老人谈了好多往事。

据郭宜民回忆，华山是解放后第一个进村看望郭宜民的人。

就在华山那次来黎城时，华山与本文作者赵晚芹曾经有过一次接触，以下文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出现。

1980年，我任东崖底公社革委会主任。秋收结束后，马上要转入冬季农田基本建设。那时虽然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在阳历年前后，都还习惯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凡是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干部都知道，三干会一般是会期五天，第一天大会报告，然后是各公社组织讨论，中间再集中召开一次大会，再讨论。最后一天是劳模表奖会。前四天基本上是揭问题找差距，干部俗称小整风。前四天的会，整得干部灰溜溜的，最后一天是戴红花受表奖。干部们暗中说：“整风会上没好人，劳模会上没坏人。”

就在当天的大会结束后，县政工组的杨宽良拉住我说：“今天下午，华山要参加你们东崖底的讨论，注意发言热烈些。”我问：“华山是谁？”杨宽良告诉我：“华山就是鸡毛信的作者。”这个熟悉的书名一下让我想起小时候多次阅读过的那篇小说《鸡毛信》，所以对华山有了一种亲切感和敬仰感。

下午二时我们开始讨论。讨论地点是大礼堂院南一楼某号宿舍。那时睡得是木板床连起来的通铺，铺盖是参会者各人从家里带来的。餐具是大碗两个筷一双用四角钱租得大礼堂灶上的。散会后还碗退钱。东崖底公社一共23个大队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讨论。

华山在下午二时准时来到我们的讨论地点。华山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披着件灰色大衣，头上戴着毛线打成的双层绒帽。手中提着一个装笔记本的小皮包，中等个子，脸色发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华山时的情景。

华山的到来令我们有些紧张，马上把所有参加讨论的各村支部书记叫起来，那时没有凳子，各人坐在各人的铺盖上。华山斜坐在床沿上。我简短地介绍了华山的情况，然后叫大家讨论。讨论的话题是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

80年代初期的村干部有许多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或是解放战争起就开始担任村干部的。他们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合作化的带头人，如今又要让他们带领村民去分地，思想上却是转不过弯来。但面对华山在场又不敢开口，不知说什么好，所以会谈热烈不起来。我只好点名发言，我第一个点得是下赤峪支书王长德。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下赤峪第二任支部书记，说话直率，资格最老。王长德见我点他，支吾了一阵说：“集体搞了30年，现在又要分田单干。分就分吧，我们听党中央的，没错。”几句话后，讨论会又陷入沉默。

年轻时我对红色历史有着执着的偏爱，见大家不发言，我干脆请教华山，让他访访在太行山上的往事。

华山访自己亲历左权将军牺牲的经过后说：“黎城和麻田是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今次到黎城访问过许多当年的老房东。华山自己说在西井公社住过两天，访了西井、彭庄等村，还访问过北委泉和杏树滩。在杏树滩村见一个姓杨的干部正要杀一棵一搂粗的核桃树，华山掏出自己随身带得照相机对着这棵树和这个干部照了一张像，并说：这是生产树、能渡荒，你不能杀。明年我还要来，如果这棵树不在了，我处分你。那个干部果然停下来，没有再杀。

我告诉华山，我读过你的鸡毛信，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用麻纸印刷的那种版本，封面有木刻图。华山很惊奇说：“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版本？”我说：”是。在解放初期看到的。我还看过这同样纸质的《王贵与李香香》、《乌鸦告状》。”

华山听了说：“你看得还真不少。我的《鸡毛信》写了好长一段时间，开始在麻田，后来在黎城县孔家峧村最后完的稿，插图是罗工柳的版画。这次回黎城我专门去孔家峧村看望了我的老房东。”

对华山的名字好熟、好熟。我极力回忆，在哪里还听说过华山这个人。终于想起来了。我问：“你的夫人是不是红线女？”

华山一听脸上高兴起来说：“对，是红线女。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1975年我与红线女有一面之交。”看华山很有兴趣，我讲起和红线女一面之交的经过。

1975年秋季的一天，县革委会通知，明天上午有一位中央首长从大寨经黎城去长治，中午饭吃在西井公社，要求公社做好接待工作，还说县里安排人去协助你们。

第二天清早县里派公安局股长赵树良来到西井公社。公社书记徐乃贤委我陪同赵树良一同去公路上迎候。

我俩八时整就去了西井公路桥上等候，估计客人在11时左右到达。因为从大寨出发，最多只用三个小时左右。谁知等到中午12时多，客人还未到。我和赵树良一步也不敢离开。中午在西井饭店买了两个火烧顶了一顿饭。一直等到下午4时多，才看见一辆苏联造的嘎斯轿车驶来。我俩估计是中央首长到了，赶忙上去，车停下来，从后排座下来一个女同志。她的漂亮让我俩惊异。赵树良上去接话，这时从车上又下来一位男同志介绍说：这位就是粤剧名家红线女。我赶忙上去握手，并告诉她公社准备有酒菜。那位男同志站在西井公路桥上四下瞭望，说西井这个地方他很早就来过。很有感情。并且低声给我说：红线女是艺名，真名叫邝建廉，丈夫是新华社著名记者华山。红线女可能见时间不早，挽起袖子看了看戴在左手脖子上的金色女式手表，对那个人指了指，意思是时间不早了。我们等了一天，见状也不再挽留，握别后车子开走了。赵树良说等了一天，等了个唱戏的，不过也值。从没见过世上还有这样漂亮的女人。从此，华山与红线女便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我这么一提，华山想了一下说，有这么一回事。

由此我知道华山访问老房东郭宜民这件事是绝对真实的。

后来我注意搜集关于华山的资料。得知华山与红线女的结婚经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华山到广州后认识了红线女，丧偶的华山对红线女一见钟情。奈何红线女已经结婚。她的丈夫就是她的师父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先生，马师曾既是红线女的师父，又是粤剧班的班主，长红线女25岁，红线女九岁唱红，马师曾先生说她的嗓音像一条红线直入观众肺腑，因而取艺名叫红线女。

1964年马师曾先生去世，红线女曾经说：阿华是我一生中遇到最有才情的人，他一直等着我。1966年我们准备结婚，“文革”开始了，我被剃成光头上街游斗，阿华每天陪着我，后来他也被批斗，1972年情况好转了，我们又准备结婚，可造反派不允许。我们只好给周总理写信。周总理居然在百忙中还记得这件事，向广东省有关方面询问情况，我和阿华才得以结婚。

华山1984年去世，依照华山生前嘱咐，将一部分骨灰和生前用过的钢笔，眼镜掩埋在当年战斗过的麻田村。在麻田村，还有新华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何云的坟墓。

何云原姓朱，曾经在郭宜民家的西楼上长期住过。1942年5月28日，日军扫荡时不幸光荣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