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长熙

早就听说抗战初期有黎城票在本县及周边县流通，多年来也没有获得一些相关资料。我县本土作家赵晚芹说，黎城票在黄须印刷过，具体情况不清楚。2012年8月1日在与孔东彦（1920年生，属猴，王家庄村人，离休干部）老人的谈话中得知，1939年，黎城票在李庄村南坡自然村印刷

2012年8月9日，我事先约定了两个熟人：赵根龙，1949年生，属牛，原李庄中学总务主任，退休干部。靳忠芳，1949年生，属牛，原李庄完小校长，退休干部。在李庄南坡找到了高龄老人赵闺女。赵闺女，1922年生，属狗，系原教育局干事赵忠奇（赵双女）的哥哥。在赵根龙家，赵闺女给我们讲述了关于黎城票的一些事：

1925年，鲁西大平原上的河北大名府遭遇水灾，我的父母在家无法生存，逃荒来到黎城南坡村，把三岁的我卖给了姓赵的人家。1938年正月十八，日军第一次侵入黎城，2月份的时候，日军还占着县城，当时我17岁。有一天，来了20多个外地人，在赵江南、赵华南的院子里住下，其中有我认识的乔家庄人乔水生，还有一个姓乔的，后来在供销社工作，我想不起他的名字。赵家是富户，院子坐南朝北，南靠土崖，东临官道：县城——李庄——南坡——乔家庄，大门前临沟，正对着北边的李庄。赵家印钞院子一进两串院，前院北房连门楼五间，东西房各三间，里外院有土圈（qūan）相隔，前院的建筑都已坍塌。里院有南面大窑一孔，正南有窑上楼，西窑三孔（已塌），西窑旁边有小门通后边，抄小路可达乔家庄，东楼上下六间（快要塌了）。院落荒芜，已多年无人居住。当时村上有十几户，共有百十口人，都住在沟下或半崖，以窑洞为主。住在赵家的人安好了机器，开始印刷黎城票。大门外有两个人站岗，身上没有带枪，窑顶有岗哨，正对着北面的李庄。自从这些人住在了赵家，村上的人再也没有进过赵家，只是路过赵家东边的官道时，听得院里有机器的响声，至于院里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们一概不知。印钞工人看上去不是八路军的人，都穿着和我们一样的闹庄户衣服。这些人在南坡既不征粮，也不支差，吃粮吃菜或使用老百姓的东西全用黎城票支付，所以南坡村上的人大都有黎城票。黎城票票面不大，稍比农业社时期流通的粮票布票大一些，牛皮纸质，印刷质量比中央票、上党票差远了，记得票面有一分、二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村上的人拿上黎城票可以到杂货铺买东西。一年后，印钞工人从赵家搬走了，南坡村的人也就很少使用黎城票。大约一年后，黎城票就再也见不到了。村民在使用黎城票的同时，也用铜圆、银元、中央票、晋钞、五区票、上党票，后来逐渐都被冀南票取代。

1939年以后，日军多次扫荡南坡，烧毁了赵家的北房连门楼。有一年正月初七，日军在李庄北边的刀把杉刺死了我的母亲赵兰、舅舅赵展戍，胡景堂的父亲是被日军推到崖下摔死的。

赵江南、赵华南的父亲赵嘉以前在阎锡山军中当团长时，从太原回过家一次，坐轿，前后俩骡驾着，有卫兵和女随从。村里的人说，赵老爷好威风。1942年，赵嘉回到南坡家里，衣着旧了，仆人没了，小老婆也离婚嫁到李庄了。赵嘉年老无人照料，大冬天在院中抓雪往嘴里塞。村里的人说，赵团长想吃白糖嘞。最后赵嘉口含雪块，死在院中。

南坡过河沟北面是李庄，日军多次扫荡但没有驻扎过，这两个村都住过八路军，首长不在这里住。据老百姓传说，李庄犯地名，谐音“里装”。八路军首长及一二九师师部多次驻扎在乔家庄，很多次军政、军训会议都开在乔家庄，据说“乔”（轿）字很吉利。黎城票选址在南坡印制也一定是经过多方考察的。

2012年8月10日，我在东黄须村听三位高龄老人讲了黎城票的一些事：

刘攀堂（1922年生，属狗，东黄须村人）：黎城票面额有一元、两元，一毛、两毛、三毛，一分、二分、五分，二分钱就能买一个火烧（烧饼）。

王晚成（1927年生，属兔，东黄须村人）：黎城票我用过，当时叫流通券，牛皮纸质，票面不大。黎城票上印的字不太清，颜色有点蓝，没用多长时间，大概也就一两年，后来就用开冀南票了。黎城票没在东黄须印刷过。

王荣章（1931年生，属羊，住在东黄须的西黄须人）：我花过黎城票，买过小吃喝和小耍乎儿（玩具)

2012年8月15日，我电话与现居长治的王廷魁谈黎城票的事：

王廷魁（1925年生，属牛，西黄须村人）：大约在1939年——1940年间，黎城票、上党票都在西黄须村印刷。工作人员住在王泰全（儿子王垒戍）家，票版人员和印钞机安装在王乃孩家，印象最深的是这些人员偶尔也吸大烟，那个样子自今还记得。印钞用的纸张是从源泉运来的。黎城票我花过，村里很多人用过，可以购买东西。交粮或者支差可以得到黎城票。黎城票币值稳定，顶钱，后来都用开冀南票了。

2012年8月17日，在县城李刚家王爱勤（1927年生，属兔，西黄须村人。）讲：黎城票有一毛、两毛、五毛，我用过，一毛钱能买两盒烟，或者买两个火烧。当时的农户有粮食没有钱，我去东阳关集市上粜粮，一斗玉米卖五毛黎城票，一斗小米卖七毛黎城票。王廷魁说的反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印钞工人住在王乃孩家，机器安在王垒戍家。王乃孩家住在大池边，临路，人多嘈杂，家里常开会。王垒戍家住在村西，比较僻静。

2012年8月28日，在县城朝阳苑徐森虎（1930年生，属马，辛村人。）说，我用过黎城票，上面写着“黎城流通券”，有一毛、二毛、五毛。东阳关单日逢集，我用黎城票买过芝麻糖、烧饼等。

2012年10月9日，在长治关村的王廷魁说，这篇文章读后还有一点补充：王爱勤说得对，他家离印钞的地方比较近，记得比我清。大约在1938年后半年——1939年间，上党票在西黄须印制过。印钞点和工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八路军岗哨把守，我们只是知道一点大概情况，村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议论说王垒戍家的技术人员还吸大烟，当时大烟在黎城几乎绝迹，村民很稀奇。经了解，这些人都是制票版的人员，是高级技工，一般工作人员还没有这个特权。以后才逐渐知道他们在西黄须印制的是上党票。

黎城老百姓使用的货币在清末有银元、铜元、小钱、以及当票、帖，如黎城“永忆当”、“三义当”等发行的当票，大小和现在的五角钱差不多，上面写有价值，可以流通、兑换。在黎城有钱有势的人家可以出“帖”，上写多少钱，盖上大印，可以流通使用（相当于现在的支票）。西黄须村王英德、王英义的祖上在村里的堂名为“义盛公”，做买卖、办学堂，在周边村很有名气，他家就出过帖。民国前期（1940年以前），黎城老百姓使用的各种货币主要为银元、铜元（大铜元价值二十文，小铜元十文，一千文是一吊，五百文是半吊，半吊的一半是二百五。），小钱已基本不流通，其它纸币如中央票、晋钞等均是辅币，都以银元作为基本货币来兑换，其它票可以升值、贬值，银元不变，币值稳定。1940年—1949年主要使用冀南票，冀南票是1940年4月11日—26日北方高干会议以后，边区法定使用的货币。

2012年10月9日在长治、黎城分别听上桂花人李江会（1919年生）、后峧村人李建英（1925年生）讲，对黎城票没有印象。可见黎城票在黎城的流通也不普遍。

2012年11月3日，在北社村听董森奇讲：我父亲董树德在县抗日民主政府财徭局（应为财政科，沿用过去叫法）工作，财徭局设在董水江院内，董水江也在财徭局做事。我看见父亲挎包里有一捆一捆的黎城票，包烟纸纸质，发黄，票面不大。我没花过黎城票。当时县政府的公安局、司法局、看守所等多个单位在北社，张根喜是村长，董潘芹是政治主任（支书）。父亲跟随县政府经常转移，有时好几个月也不见一面，不通音讯。因此，黎城票应为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印刷使用的货币。

据此看来，黎城票在南坡、西黄须等地印制过，在黎城县很多村庄流通过，很多健在的老人使用过，时间是1938 年春——1940年左右。为什么要印制黎城票，何时消失，我分析原因有四：一，日军占领邯郸、黎城、长治，黎城与国民党经济联络断裂，与外面的贸易也困难，老百姓经济流通急需要货币。二，抗日民主政府（共产党人）要领导黎城的革命斗争，必须有自己的经济体系。黎城票的发行主体应为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三，上党票、五区票票额大，找零困难，黎城票小面额，可以弥补缺陷（所附的记账凭证，说明上党票、五区票、黎城流通券同时作为货币）。四，由于日军封锁，中央票、晋钞运输困难。五、1939年，八路军所属冀南银行成立后，冀南票票面新、票质好、大小面额都有，联办与晋冀鲁豫边区大力推行冀南票，定为法定货币，黎城票逐步被取代，其它货币也逐渐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