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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良鸣:论赵树理处理《孟祥英翻身》材料的“村庄化”策略
发布时间: 2015-04-08   浏览次数:2221   【字体:

论赵树理处理《孟祥英翻身》材料的“村庄化”策略

                                                                             作者:钟良鸣


【摘 要】《孟祥英翻身》是赵树理以劳动英雄孟祥英为原型创作的一篇传记小说。小说大体以调查采访材料为故事素材,却有意将预设主题归因于“所得材料”、“大众意愿”,这些处理材料的“村庄化”策略正显出赵树理的“农民视角”,是其“文摊”理念的具体实践。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4071152.htm
  【关键词】赵树理;《孟祥英翻身》;处理材料的策略 
  李健吾在评《九十九度中》时曾说:“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不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不在辞藻,而在作者与作品的一致。” [1]笔者在面对《孟祥英翻身》这篇小说的时候,深受这一评语的启迪,不禁大胆假定:设若不是赵树理,而是鲁迅,获得了相同的材料,他会如何写孟祥英呢?鲁迅会写成什么模样,无法确定,但他不会写成什么模样,却是可以确定的——《孟祥英翻身》式的孟祥英,必定不会是鲁迅式的。由此思之,《孟祥英翻身》确乎是“别具一格”的,是赵树理式的。而这种“别具一格”的酿制显然得益于作家对故事的独特运用、对情节的个性支配,即作家对故事材料的独出机杼的处理策略。那么,赵树理究竟又是循着怎样的材料处理策略,将《孟祥英翻身》“搭配成套”为这样的文本形态的呢? 
  在《孟祥英翻身》的“小序”里,赵树理称从“知道孟祥英的人”那里获取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渡荒,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因而转念想到要将孟祥英“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过程呈现出来。这种说法,其实是言不由衷的。孟祥英于1979年接受了相关研究者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孟祥英回忆:“大会(太行山区杀敌劳动群英会)在黎城县南委泉村举行。会上,老赵找我谈过两次话,像唠家常一样。我把自己怎样组织全村妇女和带动邻村妇女进行生产渡荒活动的情况谈的很细,他默默地听着,似乎不太感兴趣。他反复打听的倒是我怎样受婆婆气、挨丈夫打,又怎样不屈服、闹翻身等方面的详情。我像个受屈的女学生遇到了亲人,向他倾吐了全部苦水。” [2]当事者的回忆,清晰地传递出两个信息:其一,有关孟祥英如何组织带动生产渡荒活动的情况,赵树理是完全可以也已经搜集到了的,而且内容“很细”(足以让他写就“渡荒英雄传”);其二,赵树理对孟祥英的“英雄事迹”,“似乎不太感兴趣”,反而非常关注“渡荒英雄”那些“不英雄”的家长里短。再结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有关记载:“1944年11月20日,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战绩、生产展览大会于黎城县南委泉村举行。赵树理与会采访了女劳模孟祥英,又到孟的家乡涉县西峧口做了调查,当月在南委泉写成了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纪实性小说《孟祥英翻身》。” [3]由此析之,意即是说,赵树理是先通过采访孟祥英本人,得知了孟的“苦难历史”,然后再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调查了解了更多孟的苦难经历。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其实,从一开始赵树理就并非是由于“得到的材料”,而是在主观预设上便早早打算要将写“生产渡荒英雄孟祥英传”代之以写“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历史。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预设主题?即便预设了这样的主题,他为何却要在“小序”中,将之归因于“所得的材料”呢?他苦心孤诣地将自己的主观预设与客观材料、“大家意愿”相联结,其用意究竟何在? 
  其实,这则“小序”对于整篇小说内容的完备性的影响,无足重轻。故而,当《孟祥英翻身》被选入《赵树理文集》时(1980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编辑干脆删掉了“小序”。但是,这则“小序”却是我们理解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理念的难得的“窗口”,正是这方“窗口”将他在处理小说材料时所一贯秉持的“村庄化”策略之光,透漏了出来。 
  首先,通过对历史背景的还原,再结合“小序”分析,可以明确:以写“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蜕变过程代写“生产渡荒英雄孟祥英传”的主题,是赵树理预先设定好的。而这类主题内容的预设与选定,也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的“农民化”、“村庄化”策略的应然规约。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被称为“农民叙事”,其首要原因就在于他选择了农民作为叙述对象和接受群体。这就使得他必然会从农民的生活经验出发,去理解和言说政治与革命观念。 
  将宣传颂扬“渡荒英雄”孟祥英的光辉事迹这一主题设定为侧重展现“英雄翻身史”,这样的转化实则巧妙地将“影响出了村”的孟祥英轻轻拉回到了“西峧口村”,将小说的重心由孟祥英成为“英雄”之后的“公共活动”及其“豪言壮语”聚焦到了孟祥英处于“私人空间”里的“家庭斗争”。这种转变策略,一下就将《孟祥英翻身》的修辞场景由一般人了解的“社会”转换到“家庭”,把孟祥英这一女性形象与家庭这一农民生存的核心空间牢牢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孟祥英生活的本来面目就能得到尽量地还原,赵树理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使其以一个农民的朴素的日常生活方式去抗争,而不刻意赋予其冲决一切罗网、投身于集体事业的革命伦理意识和思想。赵树理通常不会往农村女性身上灌注超出农民习惯的理念和行动,他的情趣始终徜徉于农民日常生活的亲切氛围中,在他的笔下,农村女性即便在取得反抗强权的胜利之后,她们也会平静地回归日常生活,融入家庭,融进她所属的村庄背景,而不会故意发出口号式的呐喊或者振聋发聩的苦难演说。孟祥英尽管在婆家遭受了种种欺凌,但当成为妇救会主任和渡荒英雄之后,她也只是与婆婆分家,任由丈夫与婆婆在固有的生活状态里打转。对于丈夫母子的刁难与欺辱,孟祥英并不曾予以概念化的斥责,更没有秋后算账式的斗争;对于丈夫母子固有的生活观念与状态,孟祥英也并没有盛气凌人地教育举动,没有流露丝毫的觉醒者的优胜情绪来;对于自己曾有的苦难生活,孟祥英并没有做过任何的回忆与演说,在太仓村,她所做的演讲表达的也只是诸如“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自己先来做模范”之类的、朴素的、遵循着日常生活的农民经验。一方面要尽量展现在民主政权条件下开明的政策给予主人公的命运改变,彰显政治的清明;另一面又努力让主人公处于真实的农民家庭生活状态之中,不断对其农民身份进行确认,不让其喊出政治口号,而是继续保留其朴素的农民语言和思维方式甚至家庭伦理意识。这是赵树理自觉采取的一种将“英雄”的“修辞指涉”疏离崇高化范畴的主题叙述策略,它有效淡化了孟祥英现实的政治代表意味,反而使得“英雄”更“接地气”,更亲切,更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从而也就更能起到政治宣传的效果。   “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是赵树理一以贯之的文学信条。那么,如何让老百姓喜欢看呢?赵树理探寻到的“让老百姓喜欢看”的策略即是,始终以农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趣味为写作基准,为他们呈现“习闻常见”、“喜闻乐见”的生活与故事。这就是赵树理的“村庄化”策略:他总是埋首于一村一庄,没入村里的男男女女中间,以他们的目光、语言、趣味,拟定主题,摘选素材,结构故事,阐发观念。他“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只想上‘文摊’”,做一个“‘文摊’文学家”。[4]因而,他即以“村庄化”的策略实践着自己的“文摊”文学理念。 
  正因如此,赵树理会始终将“村”作为自己的故事背景,他小说的开头往往如《孟祥英翻身》的开头:“涉县的东南角上,清漳河边,有个西峧口村,姓牛的多。离西峧口三里,有个丁岩村,姓孟的多。”——没有太多的写景映衬,甚至绝少旁逸斜出的修饰,是那样直切地勾勒界定出“村”这个展开故事的基本空间。正因如此,赵树理会始终把“家”作为自己的故事场景,更作为自己独特的叙事姿态。《孟祥英翻身》的主题设定,就巧妙地将故事场景由“社会”聚焦到了“家”,将叙述重心由颂扬英雄事迹转移到展现婆媳纠葛,从而使得本来侧重于标榜展览的“高大全”女英雄平添了生活的血肉和百姓味道,也就使得“英雄”更能与老百姓血脉相连,同时使得那个能够产生“英雄”的民主政权,更得人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赵树理会“时刻想到读者” [5],运用百姓语言和评书体叙述方式,讲述故事,刻画人物。赵树理说自己在《小二黑结婚》里,没有用过“然而”、“于是”这类令当时的农民听不懂、读不惯的“知识分子习用语”,其实,在《孟祥英翻身》里,甚至在他所有的小说里,他也鲜少使用此类词语。他一直在尝试着将以鲁迅《狂人日记》为开端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文字场”,代之以最纯粹的现代汉语“声音场”,将语言的螺旋弹性竭尽所能地拉成直线状态。 
  赵树理不仅尽量避免使用“知识分子习用语”,而且绝不使用超出农民群众理解能力之外的“喻体”。在《孟祥英翻身》里,当谈及婆婆故意挑儿媳妇的刺时,赵树理使用了一个比喻句:“按旧习惯,婆婆找媳妇儿的事,好像碾磨道上寻驴蹄印,步步不缺。”句中喻体“碾磨道上寻驴蹄印”,贴近生活,自然一下就会拉近农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在叙述故事时,赵树理也善于站在农民的角度,总结出一些“老规矩”和“新条件”之类,列出“一、二、三、四”点,农民视角,百姓语言,富有感染力。赵树理在小说整体的表达上也多采用了评书体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摒弃了“我”的立场而站在“咱”的立场,融进农民中间,以他们为本位来展开叙述。所以,赵树理一再要将自己的主题预设与“所得材料”、“大家意愿”联系到一起。。 
  叙事就是作家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将人生经验的本质与意义传示给他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更是创作主体满足言说欲望和实现传通需求的重要形式。创作主体各具不同的知识资源、文学立场,他们所选取的叙述对象又参差各异,这就使得即使取于同一题材,其产生的作品也会千差万别。农民是赵树理文学的叙述对象,是其思考的起点,更是终点,所以赵树理才会始终采用他们所熟悉的知识资源和思维方式,运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策略,叙述故事,阐发观念。唯其如此,农民才能接受;而只有农民接受了,赵树理作为创作主体的传通需求也才能实现。“村”与“家”是农民最熟悉的场域,将孟祥英置于“村”与“家”中,就可将诸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之类的现代政治观念演化成农民化、生活化的解释和事件展示,为农民所接受,为大众所喜爱,从而渐进地实现对叙述对象的政治宣传和思想引导。这正是赵树理在创作《孟祥英翻身》时采取“村庄化”策略处理小说材料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李健吾.说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J].名作欣赏,2004(01):1. 
  [2]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105. 
  [3]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384. 
  [4]李普.赵树理印象记[A].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G].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9. 
  [5]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A].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四卷)[G].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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