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桂花村的张爱苗老妇人，生于1924年，今年89岁了，身板硬朗、思路清晰，耳不聋，眼不花。不仅生活能自理，还能帮晚辈照看孩子和做一些手头的小营生。说到自身的经历，她说：“我从小吃了很多的苦，没想到还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到现在还没有很亏过累过孩们，还是老来有福。逃反时许多亲人被老日军作害得死的死、伤的伤，但不知咋的，我还算幸运地逃过来了。”老人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她逃反的亲身经历：

老人家娘家是本县的东旺村，13岁就出嫁到下桂花。老日军来咱县后，那真是无恶不作。老百姓人心惶惶，东躲西藏。抓住男人不是让带路，就是叫给他们喂牲口、修炮楼、当苦力。抓住年轻妇女轻者糟蹋，重者轮奸。还有的糟蹋后再用刺刀捅死。

那一年大扫荡中，伯父被鬼子抓住，让带路到台北，当走到上村时，瞅空逃跑，刚跑出十几步就被鬼子开枪打死。在逃反队伍中，小叔子跑在了最前头，刚跑到靳曲岭上，被追赶的鬼子在背后一枪打死。父亲也让日军抓到武安冶头喂牲口，后来趁看管松懈，十天头上逃跑回来。

她自己记得最清的大逃反有三次：

头一次是1938年的正月十八，那时刚刚十五岁。听说老日军来了，全村人都往上垙跑，她们全家逃到李庄村，藏身于野外的小逃反窑里。从此，每天白天用柴草把窑口挡住，悄悄地躲在里面不敢动。到了晚上，男人们摸黑回到村子里拿一些吃喝，用现垒的临时锅灶生火做饭。就这样，在李庄凑乎了十来天。但鬼子还住在村里没走，倒腾的吃喝也没有了。待不下去了，又趁黑跑到东山上的风驼村投靠亲戚。躲了十多天，老公公又将她送到东旺娘家去。不料，刚到东洼的半路上碰上三个鬼子，用枪逼着她们到了路边熏烟叶的小窑儿里。鬼子唔哩哇啦地用日本话向她们问话，见听不懂，一个鬼子就用棍子在地上写字，老公公又不识字。鬼子急了，用刺刀顶在公公的肚子上正要动粗，恰好后边又来了三个鬼子，其中的一个骑着一头毛驴，腰上还挎着个刀。其他鬼子马上停下来，向驴上的鬼子举手敬礼。只见这个鬼子从驴上跳下来，边用手指划，边又唔哩哇啦叫唤了一阵，一个鬼子过来把她们俩推到小窑儿里，又排成队顺大路往前走了。回到东旺，听说鬼子在村里又抢牲口又抓人，还糟害了好几个妇女，房子也烧了一大半，村子已糟蹋的不成样子了。在娘家住到阴历三月十九，又转到白云村，直到三月二十六才回到下桂花的婆家。坐下来算了算，这一次逃反，前前后后就跑了两个多月。

第二次逃反是1940年正月。她记得和邻居一圪茬儿的一个女的，每人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没命地在上垙跑。实在累得不行了，就势坐在大路边的地堰根休息。哪知这时正好从上边急匆匆地过来一队日本兵。她俩想，这一下可真的完了，听天由命吧。便紧紧搂着孩子，闭住双眼，等着噩运降临。只听两个鬼子边走边说“吆嘻，两个花姑娘！”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停站，狂笑着走过去了。她们躲过了一劫，相互庆幸“命大”。

最后一次逃反是1942年的阴历四月，她抱着孩子往东山方向逃。走到下村便碰上了老日军，这次数量更多，整个山沟的路上黄丫丫的满是日军，足足有好几百人。有一群日军在前头站下问了问，中街村的杨书贵从后边跑过来向他们回了话。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把她们集中过来开会，告诉她们不要害怕，不要吓着小孩儿，有杨书贵维持我们，回去领上良民证下城买盐去吧。日军过后，她们各自返回了家里。

老大娘回想起这几次的侥幸，虽受了惊吓，却未受糟害，实在幸运。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军情紧急，日军集体行动，顾不上半路胡作非为。假如是分散的烧杀抢掠，就不会如此“好运”了。

                      （吴建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