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功生（84岁）、靳士斌（82岁）和高长喜（82岁）是下桂花村尚健在的、八十岁以上的高寿老人，他们对日寇在该村暴行刻骨铭心，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记忆犹新。

靳功生老人说：日军扫荡将古老的下桂花村祸害的一塌糊涂。原因是咱们空室清野工作做得好，门窗都用石头垒住。鬼子也是疑心很重的，他们怕有地雷和暗器什么的，不敢轻易进去，找不着粮食、物资就放火烧。共烧掉古建筑十二处，民房900余间，先后杀害村民19人，抢走牲畜家禽1000多头(只）。日军走后村里到处是乌烟瘴气和断垣残壁，其状惨不忍睹。 

老人们说，提起那时候的老百姓啊，胆小、怕事、憨厚、实在，的确是有很沉痛教训的。比如咱村杨福旺老人被老日军活活烧死的就很惨。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又有点病，听说日军来了，他不跑。还说：“你们是跑个甚？日军也是人哇，咱又没得罪他什么，平白无故他跟咱个平民百姓有甚过不去？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这个病老头子咋地”。

一会儿，两个鬼子来到他家，唔里哇啦嚎叫着和他说话，他听不懂。又用刺刀比划着叫他出来，他还是死坐在炕上不走，鬼子就在他家里乱翻，他还嚷嚷着和鬼子讲理：“你们凭什么在我家里乱翻？”鬼子没有搜到值钱的东西，本来已很不耐烦了，当即抱来柴草划火将房子点着后，返身跑出门，站在院子里看着火光浓烟哈哈狂笑。在屋子里的老人，衣服、头发、胡子已被火点着，为了逃生，跌跌撞撞从屋子里爬了出来，一个鬼子上前抓住老人的一支胳膊残忍地又把他重新扔进窜着熊熊火焰的屋子里活活强行烧死了。

在同一天，一队鬼子进村时发现沟坡场的墙根有两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坐在那里晒太阳，就上前问话，他们自然是听不懂，其中一个老人站起来好心和他们打招呼问好。谁想到一个没人性鬼子对着老人下腹部就是一刺刀，此时老人的一只手的大拇指还举在半空中，另一只手捂着肚子惨叫着倒下了。另外两位老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吓坏了，只得跪在地上向鬼子磕头作揖，求他们放过。哪知这些丧尽天良的东西根本就听不进人话，又上来两个鬼子对着三位善良的老人一顿乱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于后圪廊的墙根儿。

老人们还说，日寇既残忍又狡猾，他们在残害人民的同时，还想让人们服服帖帖接受他们的统治，成为他们驯服的工具。但咱们老百姓有个传统底线就是：一不当汉奸。因为在世缺德，人前抬不起头来，死了还不能进祖坟。二是出软招。“我惹不起你哇，还怕不起你？怕不起你哇还躲不起你？”这就是“逃反”。

看到老百姓东躲西藏，还坚壁清野，既不见人，又不见物，常此下去他们也是占不住的。于是就想了许多软化措施，企图诱使人们俯首帖耳，听命于他，任其宰割。比如开始来时，见了小孩给糖吃、见了办丧事的人家上去烧香磕头等等。刚开始接触日军，我们有许多善良百姓被这些小恩小惠所麻痹。认为日军并不怎么坏，只要不招惹他就行。后来一连串血的教训让人们清楚地看清了侵略者的真实意图。面对凶残的日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是选择了躲避。

记得二次逃反时，人们仍然是顺沟到上桂花的山上，然后再向六洞沟或孟家庄山方向跑。老日军尾追不舍，最终将全村300余名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者赶回村里，集中在大场上开会。翻译说了一阵“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后，接着就逼着他们搞维持，并选出会长，不然一个也别想活。此刻人们鸦雀无声，都怕这个帽子落在自己头上，背上个汉奸的黑锅。但如果硬顶着来，300多男女老少将无一生还。在这危急时刻，四十来岁的王产义和身边的高海、徐书贵等几个人简短商量后，站出来应了这个“维持会”。日军这才把他们留下，放了老百姓。在后面的一段时间里，村人对他们出面救全村非常感激，但对他们搞维持，当汉奸又感到不可思议，通过一段时间观察了解才知道他原来是在搞假维持。村人对其敬佩有加。后来发现，那时这样的假维持在我县靳家街、中街、下村等敌占区还有很多，他们中有的是受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委托；有的是自愿用软招为村人排忧解难，暗地里则为抗日政府做事；还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属眼线之类的。真正死心塌地当汉奸为日军效命的是极少数。

                      （吴建芳根据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