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秀奇口述   董长熙整理

江秀奇，1924年生，属鼠，秋树垣村人，历任村、区干部，长治地区团委委员、书记，市委秘书长等职，1990年离休。2013年2月23日我和孙广兴、王大亨在长治采访了他，

儿童团长

我13岁时入本村小学读书，学习很用心，被选为儿童团长。家境比较穷，见村里的人使用过黎城票（流通券），时间较短，我没有用过。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送信、站岗、查汉奸。一般信件的投递，可稍作延迟，鸡毛信来了，马上就得送出。送信一般是村倒村，秋树垣儿童送信西到龙王庙，东到峪里，北往山仓沟，南往东平沟，都不算远。有一次，村儿童团员李景文接到鸡毛信，村政治主任山仓沟人李财（村里最早的党员）命令我和李景文连夜送到峪里村公所，如果送不到要罚二升半米。还有一次在村外站岗查住两个潞城人，没有路条，我和儿童团员牛福仓、牛金福把他俩扭送到村公所。二人自称是寻找失散的兄弟，经村自卫队隔离审讯，二人所说对不上茬。原来是日本人的探子，村公所立即把二人上送区里。儿童团经常在村里参加清债退押、减租减息等对富人的斗争，因此他们对儿童团极为仇视，骂道：“儿童团，不顶蛋，日本人来了都杀完。”我们也跺脚瞪眼和他们对着干：“老地主，大坏蛋，红军来了都完蛋。”1938年春，我和几个伙伴到县城里玩，看见皮定均团长代表共产党与国民党清党委员、牺公会会长李静波（地下共产党员）骑马并排在城里游行，宣传国共合作抗日。从1938年起，长宁区每年都要举行“七·七”纪念大会，会是晚上开的，白天开会担心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参加的人有村儿童团、自卫队、群众等很多人。记得有区长王林堂、县干部张行夫、张岷山等人讲话。学生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唱歌，“三七年七七卢沟桥畔，流血事件惊醒了同胞四万万，为生存哪怕日寇凶似虎，誓把鬼子消灭完。敌人的飞机大炮全不怕，巧妙的游击战配合运动战，杀得敌人心胆寒。杀!杀！杀！”“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走出田庄、工厂和课堂，到前线去吧！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脚步并着脚步，肩膀靠着肩膀，我们的队伍多强壮，向前走，不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最后关头。”“抱定决心杀敌人，坚壁清野要认真，先破坏道路后盖井，将一切用物搬到深山中。等到敌人来了感到困难时，我们去袭击、我们去杀敌。”我们还表演了情景剧《大烟袋》“上一次鬼子来扫荡，狗儿们真是坏，赶走了我的小毛驴，临走偷了我的大烟袋，爱嗨咿呀嗨。大烟袋呀，咿呀嗨，嗨嗨。”那时候，日伪军经常来黎城扫荡，砸锅牵驴捎捉鸡，日用品扔得满院是，我们叫日本人为黄狗队，长治一带的伪军为不浪（方言，横行霸道）队，襄垣潞城一带的伪军为黑狗队。也有的人称潞城的伪军是红毛跶（古代潞城曾为赤狄所居）。

在村农会里

1939年我小学毕业后在村里任青救会主席，后任村农会副主席，还兼任村小学教员。当时，龙王庙这道沟上至榔坡、下至秋树垣，大部分的土地属于涉县峪里地主连榜、恩德。每年夏秋两季，佃户都要到峪里交租，地主家是又扬又筛，净捡好粮食，因此这两户大地主家财无数。1938年春，河北民军挖开这两家地主的地窖，刮走很多财物。随后王奇峰的骑四师又掘出一处暗道，光银元就驮走十八垛。与这两家地主比起来，秋树垣的四户地主和一些富户真是小疙瘩户了，每户仅有土地几十亩。

在村农会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搞清债退押、减租减息。我们召开群众大会，拿出地契借据，与地主富户面对面说理斗争，希望他们减轻对佃户的剥削。一开始，在农会的监督下，佃户白天从富户家背回粮食，晚上又偷偷送回富户家。因为我们共产党的政权还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足够的威信，从古至今富户把持村级政权的影响还相当大。群众担心阎锡山的旧政权还会反攻倒算，天会变。通过八路军在黎城武装斗争的影响，县区村干部多次动员、宣传、镇压汉奸坏分子，农会的工作才顺利地做下去。减租由二八减，三七减，对半减，到最后完全减，佃户成为土地的主人。许多穷人成为新中农，一些穷人还购买了土地。黎城有刘伯承两个朋友，一个是程家山程联富的哥哥，在南方当红军与刘伯承相识，牺牲了。刘伯承率129师进驻黎城后，还探望过程的母亲。另一个是董北区区长徐步远（1944年4月——1945年3月任副区长，1945年4月——1945年8月任区长）的哥哥，也在南方当红军牺牲了，刘伯承看到他家里很穷，就救济了他二百元钱，他老婆在家里买了很多土地，结果1946年土地改革，徐家被划为富农成分，徐步远懊悔不已。

在长宁区公所

1941年，我调到长宁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动员民兵参军、减租减息、查减、反特。有一次，我到下湾村动员参军，不到两天就有10人报名。1943年的反特实质上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阎锡山争夺农村政权，方法有点极左，运动扩大化。在此运动以前，我们共产党人下乡开辟工作比较困难，地主乡绅特务分子暗中把持政权，反特运动之后，揪出很多坏人，贫雇农真正掌握了政权，我们到农村开展工作比较顺利。有一次，我下乡到穷人家吃派饭，他们尽量给我做好的玉米面饭，而自己吃菜饭，我说一块吃吧，穷人们说：“你们清债减租都是为穷苦人着想，清算富人为穷人拼命，我们分到果实浮财，真心感谢你们。”1943年，各村大办冬学，群众唱道：全村男女呀闹洋洋，办起了冬学校。叫一声奶奶把门瞧，我们都去上冬学校，改造思想真必要，大家快来上学校，唉嗨吆。

1945年刘邓首长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有两架美军飞机降落在长宁机场，坏了一架。按规定刘邓首长不能同坐一架飞机，以确保安全。我看见刘伯承未到区上直接坐飞机走了。邓小平留在长宁区，区委书记崔学英和我接待了他。邓小平带着随行人员，自己做饭，吃的是蒸馍鸡蛋汤，理发员给他刮了胡子，住了两天，又来了一架飞机，带来了修理师，飞机修好后，邓小平乘机去延安了。

上党战役时，有一次李雪峰来到长宁，鞋破了，看到区公所那么多军鞋，想和我要一双，我说这是给部队上的，有数的，不能给你。

外调修武

1945年9月，上党战役刚开始，黎城县委派我和段松会、张羊琴、李景玉、张乃奇到太行区四地委修武县开辟工作。阴历八月十四，我们在潞城县东关住下，吃的是汤面。当时，国共双方停战谈判，战士们都躺在大街上，县城还有一个炮楼被国民党把守。第二天，我们报到太行区三地委所在地平顺，王静接待了我们。有人提出，长治解放后，我们就留在上党工作行不行，地委的人说，我们是革命老区，干部素质高，党信任我们，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修武很需要干部，长治的工作另有安排。我们过陵川，来到四地委所在地焦作，书记刘玉带领我们在地委看了看，他指着地委独立营的武器装备说，比你们三地委怎么样，还问于一川可好。当晚，我们吃的是香喷喷的汤面。第二天，我们报到修武县。县委书记王一平，秘书周先书给我们分配工作。王书记说，你们新来，到山区吧，那里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易于开展工作，也比较安全，我们到县城周边的新区大王庄一带，离敌人比较近，县城里还住着国民党军队，那里还乡团横行，很危险。我们五个人分开了，张羊琴到四区，段松会到二区，我到三区。我来到区上天已经黑了，区委书记是修武人，副区长是壶关人。区委书记带着五个人到大王庄去了，副区长找来保长，让他安排我的住处。饭后保长说：“到窑上睡。”我一愣，窑上是什么地方？我满心疑虑跟着保长来到村外，黑洞洞的，心里越发紧张。走了一段，来到一个煤窑上，找了一间棚子，我和衣而睡。后来才知道，村里不安全，国民党还乡团暗杀共产党干部，煤窑上偏僻，他们一时还发觉不了。后半夜，“当，当，当。”有人敲门，我顿时觉得糟糕了，立马手持木棍，隐于门后，“我是***。”原来是副区长，我开了门，“小江出事了，大王庄出事了。”我二人连忙摸黑前行，到达大王庄火车站时，天已大亮。县委派遣的二区民兵也赶到了。场上停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我们三区的一个干部。我二人来到三区书记等五人住宿的院子里，一位村上的妇女说：“全抓了。”我们带领二区民兵，怒气冲冲地来找保长，保长不在，他老婆也不配合调查，我掏出枪来：“你顽固哇。我带走你儿子。”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保长来区上找我们要儿子，民兵们怒火中烧，围起来责问保长，他总是遮遮掩掩，民兵们一阵教训，他才老实交待了：前天夜里，他派保丁到修武县莫乱店向国民党军队告密，带着一个排的国民党军半夜摸进大王庄区干部住处，打死一人，抓走四人。在回县城的路上，杀了三人，放走一个妇女干部。国民党军割下三人的头颅，提着回城里去了。保长还供出五个还乡团成员的名字。三区区委书记牺牲了，修武县委及时安排三区领导班子，段松会任书记，还在四区调来二十多个民兵，协助我们抓捕还乡团分子，结果这五个人和几个坏分子全被镇压。

由于有县城里的国民党军撑腰，修武县乡村的国民党还乡团很猖獗。县区委接到最多的电话是“**区村干部被杀了，**村公所被捣毁。”等不好的消息，可见当时敌我斗争之尖锐，环境之险恶。有一次，三区要在一个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派我到二区调民兵来协助警戒保卫工作。到二区区公所来回有40多里，我一人抄小路还用了三个多小时，段书记对我说：“我都等不及了，开会时还担心还乡团来捣乱，心里很不踏实，紧张得一次会议就出去尿了五遍，盼望你早点来！”还有一次，张乃奇下乡工作，由于奸细告密，被县城里的国民党军杀害了，血淋淋的头颅被挂在城楼上。我们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到城下察看，可惨了！我二人同在黎城工作，同到修武，老伙计在世的场景历历在目，我不禁心里一酸，悲从中来，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我们给当地的老百姓说城楼上的头颅是我们的亲戚的，愿出一石五斗米雇人疏通关系，拿下人头，最终也没有人敢去拿。我们只好收拾了张乃奇散落在城外的肢体，用好面捏了个头，草草地安葬在修武，连坟头也没敢留。我的老战友张羊琴有一次带领民兵清剿还乡团，走到一个山沟里，民兵全部哗变投敌，张羊琴只身逃了回来。

    在修武工作除了每天要提防还乡团的暗杀，生活条件也很差，有时下乡工作还要饿肚子，很多人得了胃病。县委周秘书有一次到焦作地委开会，看到伙食好，就多吃了一些腊肉，胃病犯了，回到三区，疼得躺在炕上直打滚。当时我也得了疟疾，浑身发烧，上厕所一趟回来一看，周秘书脸肿如盆，不省人事。我连忙到邻村找来老二团的军医，周秘书已经去世。

1947年春，我因病回到黎城，仍在三区工作。

1948年，我在区上工作，听说子镇村南下修武的干部任森荣壮烈殉国(我和他不是一批的)。

附一   修武来信

任森荣家属：

任森荣于1945年调河南修武工作，一贯积极，深受群众拥护。先后任区助理、副区长、区长、县政府秘书。1948年，带领人员下二区焦庄保粮保丁，被敌包围，在突围时不幸光荣牺牲。这是革命的损失，也是群众的不幸。我们已函告黎城县政府，按烈士家属对待，有何困难向贵县政府提出。

书                          修武县书记：李增荣

                          修武县县长：王  捷

县                                           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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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黎城县牺牲在修武的烈士名单

鹿家庄整风

鹿家庄是长治的一个村庄，1947年腊月——1948年3月，长治地委8个县的县区干部上千人在鹿家庄整训，黎城县区干部有百余人。整训的主要内容是：贫雇观点和划成分。贫雇观点就是要求县区干部在工作中牢固树立依靠贫雇农的观点，贫雇农掌天下，人家说甚就是甚。土改中要做到贫雇农的土地数量不低于全村平均水平，低于的要“抽肥补瘦”。划分阶级成分要追三代，查上两辈的经济状况。这样做有点乱了套，一些在土改中被确定为地主成分的人，由于祖上还不很富有，被定为上中农；一些贫农，由于祖上曾经富有，被定为富农。很多人作检讨过不了关，茶不思，饭不想，有的人还自杀了。后来中央出台“24条”，纠正了土改中和整训中的错误做法，停止“抽肥补瘦”，阶级成分按现有家庭情况划分。黎城县参加整训的干部只有刘己未一人合格，没有受到处分，他家三辈长工，成分好。为此，刘己未还代表长治地区参加了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三见毛主席

1949年春，我调任长治地委团委委员，秦统兴是团委书记。中央决定成立青年联合救国会，廖承志是会长，各地选代表参加。我们长治地区几个代表坐着大铧车到太行区赤岸温村，坐烧木炭的汽车直达北京。在香山，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受到毛主席、朱德、董必武的接见。会议期间，刘少奇给我们作报告，讲四面八方政策（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说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对关系，八个方面。这个政策是建国前夕随着平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党根据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制订的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其目的是迅速发展生产，恢复和繁荣城市经济，支援全国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应该说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周恩来给我们讲学习毛泽东思想。1949年7月，团中央要培训干部，我和太行区的代表再次赴京一起住在十二中学生宿舍里，打地铺，褥下是草。学习期间，彭真详细给我们讲了刘邓大军过长江的经过。王明还讲解了婚姻法。理论教师斯德给我们讲课，有几句印象特别深，他说：“过去斯大林要求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建国后，毛主席出访苏联，斯大林说‘在胜利面前我无话可说。’”课后，毛主席、邓颖超、蔡畅、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毛岸英还接见了我们全体代表。10月1日，我们团校的学员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5月，团校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林伯渠等参加会议，与我们合影留念。回到长治地委，同事们都羡慕不已，地委书记贾俊说：“小江不简单呢，已经三次见到毛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