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成玉  

第一颗手榴弹的问世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故乡——河北省邢县.

     邢台老百姓苦难的日子开始了！疯狂残暴的日本兵，到处横行，多少人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老百姓哪个不悲愤填膺，中国人民能甘心做亡国奴吗？决不。

我和几个知心朋友，日夜计谋着要狠狠的揍鬼子一顿，出出心头怒气，要不然，我的胸膛真要爆炸了！但是我们没有武器，不能空手去拼命。                    

我偶然想到城南七里河，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在河里的手榴弹。我们捞起来几个，一看全被水淹坏了，都不响。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谁也没有摆弄过武器。农民弟兄白守云说：     

“老富（我的小名），你心灵手巧，就想法把这些手榴弹修理好吧！”

大家凑出3块钱来做本钱，我买了1块钱丝线，1块钱煤，1块钱黑药，开始琢磨着修理手榴弹。打鬼子心切，也就顾不得危险了，白天种地，我身上总是装一颗手榴弹，休息的时间，在离人远些的地方，坐在田埂上摆弄，有时为了预防爆炸，就坐在井口上拆，以防万一发火可以马上丢下井去，不至炸伤人。那时手榴弹构造也简单，不久，对它的结构基本上摸清楚了。       

到1938年，我就正式做起修理手榴弹的生意，用旧弹壳，换上新木柄，装上新黑药和火线，就成了崭新的手榴弹。听说我能修理手榴弹，就有人来买，多数是卖给在苇地里打鬼子的游击队。

有了手榴弹，我打鬼子的心更切。在一个傍晚，我带上手榴弹，冒雨跑到五里铺，藏在一颗大柏树后边，当时马路上一片泥泞，没有一个行人。不多一会远远开来几辆日本鬼子的兵车，车上坐满了鬼子兵，鬼子兵怕雨淋，都缩着乌龟头挤在车篷底下，地上泥水溜滑，车轮光打转走不快，这时天已黑下去了，我掏出几颗手榴弹，做好准备。头一辆汽车慢慢开近了，我一咬牙，照准汽车连连扔出几颗手榴弹，只听一片爆炸声，炸得鬼子兵“哇，哇！”乱叫，当下死伤不少，活着的鬼子连滚带爬一边往车下跳，一边乱打枪。我来不及细看，朝着车灯侧面小路，急急躲避，地形熟，几个转弯便跑了。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我修理手榴弹卖的消息传出去，就有人介绍八路军来买。我早已听说八路军是领导老百姓抗日打鬼子的，那还能卖吗。我说：     

“八路军是抗日打鬼子，救老百姓的，不要说买，就是送也行。”                        

联系人解释说，八路军买手榴弹是为了抗日，但也要照顾你一家老小生活。最后商定，卖给八路军的手榴弹每个只收6角钱工本费（其中利润1角钱）。但是联系人要求我送货上门，这是万分危险艰巨的事情啊！我家住在城东，八路军驻在城西，运送手榴弹要穿城而过，得经过好几道日本鬼子的岗哨，鬼子兵道道关口都要检查，哪能过得去，这可把我难住了。           

来人早已了解我的心思，他说：  

“八路军离城有百十里地，可以在城门外四里道的地方接你，你能穿过城，手榴弹就能到了八路军的手里。当然困难……”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已打定主意，为了抗日，即使有生命的危险，也要给八路军送手榴弹。我马上接着他的话说：

“困难再大，手榴弹也一定按时送到，你放心。”

就这样和那位同志约定了时间、地点、送的数量和八路军接收人的暗号，事情决定了。可是怎样送弹呢？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有时进城看见有担粪的经过岗哨，鬼子嫌臭，赶着叫快走，就利用这个“臭”吧。                           

我把手榴弹装在煤油桶里，焊上口，再抹上一层臭油，满桶盖都是，担着进城。到了城口岗位，为使鬼子不怀疑，干脆就在他岗位旁坐下假装休息，一时臭味四散，鬼子兵捂着鼻子，大发脾气：

“你的什么的干活？”               

“送臭油的。”                      

“快走！快走！臭气大大的。”

鬼子用枪托来赶，我就势挑着担子进了城。这个办法很灵，穿过城，经过铁路线和几道岗哨都避开了检查，一次又一次地把手榴弹安全地送到八路军手里。

修理手榴弹，要避开敌人的耳目。我把父母安顿在申家庄，自己在城东的东牛角庙，离村四五百步远的一个小菜园里，搭起一间土坯房子。白天不敢干活，睡大觉，把手榴弹壳，木柄和材料工具藏在附近田沟或土坑里，晚上收拾回来点着灯干。开始我一个人一夜能装十几颗手榴弹，不久我老婆和四弟也参加干，一晚上就能装配成四五十个。装的多，卖的也快，我手底也就有了些余钱。                   

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进屋东张西望，好像要发现什么秘密，一看就知是日为的狗腿子。

“听说你会做手榴弹，是吗？”其中一个发了话。

“老百姓，种庄稼的人，哪会做那些玩艺。”我说。

“会做就说会做吧，不必推辞，我们不打听好也不会来找你。”另一个凶眉瞪眼，说话很硬气。

我看瞒不过去，忍着气说：        

“做是不会，将就着能修理。”

“好，好，能修理也行，给我们修几个吧。”这两个家伙目的已达，匆忙走了。            

当天晚上，好友白铁匠从城里赶到我家：

“老富哥，赶快收拾东西逃走吧，明天鬼子要来抄家，这是从城里得来的消息。”          

我急忙把剩下的手榴弹壳，全部材料和工具，用小平板车运送到花庄老白家收藏。         

第二天，有人托我进城买水车，我正在街上走着，突然被人一把抓着，回头一看，是朋友赵克勤。他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拉着我就往小道走。一边走，一边喘吁吁地说：

“不好了，鬼子去你家抄家，没找着你，富嫂子被打了几下，把你四弟和保长带走了。鬼子说，抓住你要‘就地正法’。你快躲躲吧。”

我虽不怕鬼子，但听说四弟被抓去，心里也直发慌。到了花庄老白家，大家一商议，决定先找人保出四弟。当下刘同德骑脚踏车四村请人，到中午时光，就有四村父老兄弟集体到日伪政府作保，要求释放我四弟，到晚上四弟和保长都放出来了。                                 

四弟在敌伪警署受刑，被压杠子，坐老虎凳，只一天人就折磨坏了，从此成了半残废。     

我和四弟打定主意，找抗日队伍参军。

当时只知道城西有八路军活动，但确实地址谁也不知道。想起二弟在五吉道（道教）熟人多，叫他设法打听，得知教内有人知道邢台县抗日政府在城西35公里地的山沟里打游击。赶快叫二弟前去接头，抗日县长完全同意，说“来吧”！又给了5块钱路费，还雇了牲口在羊湾接我们。我带着全家投奔抗日民主政府。

当时敌强我弱，抗日政府时常转移，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暂时不办手榴弹厂了。我只好回来，回来的途中，在甴村碰到敌人“扫荡”，全村51户人家，被鬼子打死55个人。老百姓掩埋了自己亲人的尸体，悲愤难忍，大伙激动地说：“我们不抵抗，白白死了55个人！要是拿起武器和鬼子战斗，说不定不会牺牲这么多人！”他们听说我会做手榴弹，就留我住下来。我也很同意，一则可以打日本；二则也安了家。叫二弟回花庄，把修理手榴弹用的工具、材料一起担来。装配手榴弹要用螺丝钉，二弟进城买回一大包，归途中，巧遇八路军盘问，被扣留。我不见二弟回来，急忙四处打听，托人找到八路军，说明螺丝钉是老百姓做手榴弹打日本鬼子的，才放回二弟。

八路军听说我能做手榴弹，十分高兴，马上要买50个，我即刻装好送去。这个部队属于八路军129师的先遣支队。收到手榴弹，部队的同志说：

“现在经费困难，弹先留下，你先回去，货款50元，暂欠几天，一定送来。”              

隔了几天，团政委杨顺根和团长张先尧叫我再送50个去，并说：“就住在本村吧，，手榴弹钱我们一定设法还给你。”随后团长叫人送来两斗小米、一担煤。

十几天后，团部来信，决定送我到老根据地后方工作，开办手榴弹工厂。参加了抗日工作，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最兴奋的一天。可是我父母亲都不愿远离家乡，坚持不走，我只好留四弟照顾父母在当地住下。我和二弟一起上路向老根据地山西辽县出发。我和二弟到了辽县下庄先遣支队供给处报到，政委刘小山十分热心的接待我们，处长钟广田就委托我开办手榴弹厂。     

跑遍下庄也没有看见一个化铁炉，也没有找到一个翻砂工人，最后在村头打听到：临近拐儿镇有铁匠铺，小炉匠何喜贵手艺不错。跟他一说，就答应了。当天晚上骑驴子回家，第二天不但带来了炉子和风箱，又捎带来一个工人。我们4个人就干起来了。每天能浇注一、二十个手榴弹壳，可是因为技术不高，弹壳外形十分毛糙，像长着翅膀一样，装在身上就磨破了衣服。手榴弹木柄，是从阳邑找来的一个车棒槌的老汉做的。但手榴弹的爆炸力还很强，最少也能炸20片。

不久又找到石匠村的两个人，石匠村出铁又出砂，还有技术高明的老工匠。第二天，请两个老汉，只见两人白须飘胸，大约有六七十岁了，老汉翻砂经验丰富，留下来做指导，经过两个老汉的指点，手榴弹壳的翻砂质量提高了。

地雷送前方

我来下庄的时候，八路军常常出没在铁路线上，破坏敌人的交通，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单凭步枪、手榴弹，远远不能适应战斗的需要。

一天，供应处处长问我：“你能不能做地雷？” 

“地雷？什么叫个地雷？”我连名字都没听过，怎么能谈得上做呢！                     

处长说，地雷和手榴弹差不多，只是样子不同，用法不同。他说：                         

“现在咱们打鬼子，无论是炸铁路、炸桥梁，地雷这东西很顶事。只要事先在鬼子要过的地方埋它几颗，准叫鬼子见阎王。”

我听他这一说，心想：这东西倒挺不错的。就问：“能不能画个样子看看？”              

“行，你来看吧！”说着进屋，指着墙上的挂图说：“这就是地雷。”                      

我左看右看，看了半天，也只有个外壳的形状。心想既然和手榴弹差不多，那就试试看吧。  

我调了一团泥，照着挂图上的形状，捏了个“地雷”，便拿去找翻砂工，看能不能做这种东西。

翻砂工看了看说：“行，能做。”

说干就干，大家干劲十足，化铁水用的是6个人拉的大风箱，很快就把壳子翻出来了。随后，参照手榴弹的构造，共同商量着做了一些改进，装上药，按好雷管，地雷做成了。看着这个20斤重的新东西，心里说不出来是股什么滋味，急着拿去试验。                           

试验时，处长和我一道去了。我们把地雷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我跑到离它几十丈远的地方隐蔽好，一拉绳子，“轰”的一声，石块就像乌鸦一样满天飞，我们都高兴地拍手欢呼。处长满意地说：

“行，就这样干吧！前方正等着它呢！”

从此，工厂就大量生产地雷了，战士们拿着它炸铁道、炸桥梁，炸得鬼子坐卧不安，胆战心惊！

随着战斗的需要，地雷的种类增多了，威力也越来越大。

反“扫荡”时，为了守黄崖洞，首长提出把地雷改成“滚雷”。滚雷是顺着山坡滚下去的一种定时地雷，事先控制好爆发的时间，等敌人往上攻时，我们的滚雷就咕咕噜噜地下去了，由于事先试好了时间和距离，它一到敌人眼前就炸了，躲也躲不开，敌人对它十分头疼。        

麻尾弹显威风

1941年，日本鬼子向我根据地展开了疯狂地“扫荡”。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进攻水窑山，这里有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总司令部派来了英勇善战的特务团，凭借着英雄们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南口天险，阻击着敌人的进攻。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的武器却暴露了很大的弱点：木柄手榴弹扔到半空就炸了，根本不顶事。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找我们一起商量，他提出要做一种用麻绳代替木柄的“麻尾弹”，为的是扔的远，并且能让它落地才炸。

任务紧迫，马上找工友们共同研究，设计了草图，讨论了它的构造和装置，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难题，白生铁套不动丝扣。试验了不知多少回，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急得要命！ 

又过了半个月，左副参谋长来了。一见面就问：“麻尾弹做成了没有？”

“没有。”我心里怪难受，首长亲自来督促，麻尾弹却还没有着落，咳！脑子为什么一点也不管用！ 

当天下午，在这个大会上，左副参谋长又提到麻尾弹，他说：“我们一定要做成麻尾弹，前方很需要它，再困难也要想法做成------。” 

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像大海的波浪一直翻腾：麻尾弹真的做不成吗？办法都想尽了吗？我又责问自己，上级交给的任务完不成，算个什么共产党员？不能叫困难吓到！做不成麻尾弹决不罢休！

我的心全被麻尾弹占了，白天想，黑夜躺在床上也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望着满天星斗，猛然想到了‘铜’，能不能在白铁里灌上一层铜，丝扣不就能套动了吗？可是，铜又怎么灌法，原封不动地灌进去。得改变外壳的形状，把它做个鼓槽不就行了？------对！就这样办！ 

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一咕噜爬起身来，就去找木工刘春安。半夜三更的，老刘听我一叫，倒吃了一惊，以为有了“情况”，穿起衣服就往外走。我说：“老刘，麻尾弹有办法了。”                                                   “是怎么回事呀，快 说说是什么办法。”我把灌铜的办法说了说，问他能不能旋个样子。他说：“行，没问题！”

我还是不放心，又去找翻砂工，找铜匠，和他们一商量，也说没问题，这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反正睡不着，说干就干，和老刘一起，赶天明前木样子就旋好了。

我拿着木样子，又经过翻砂工、车工、铜匠三道手，做成了弹壳，到完成部装好药，按好雷管，当天晚上第一颗麻尾弹就做出来了。

我比小学生得了满分还高兴，大家也都高兴地跳了起来，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赶快拿着成品到厂部，给军工部打电话。首长一听说麻尾弹做出来了，可高兴地不得了，当即提出这个月要500颗。                         

燃烧弹杀敌

麻尾弹做成不久，上级又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做“燃烧弹”。                          

刘鼎部长指示说，做燃烧弹主要靠硫磺。根据这条线索，我和老技师教逢春一起研究试验。 

我们把硫磺拿来试验，发现它燃烧太慢，就掺进一些黑药，一层一层的混合起来。这样引火很快，燃烧效力极大，燃烧弹就这样试制成了。

起初，我们用的是铁皮盒子，价钱贵，又不好买。后来试着用麻纸代替它，里里外外糊上几层麻纸，再用麻绳缠起来，也挺结实。这样一改进，材料不缺了，还节省了开支。为这，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战士们十分喜欢燃烧弹，不烧得他焦头烂额，也要呛得他上气不接下气，“咳、咳、咳”的就都跑出来乖乖地做了俘虏。 

挖开也炸的地雷

在卜牛村（保密代号“牛王庙”）时，日军又来“扫荡”了，我们收拾起工具，在大路口埋好地雷，和老乡们一起，跑到附近的高山上躲起来。

地雷把日军治怕了，他们再不敢横冲直闯，路上稍有一点可疑的地方都要仔细地看看，唯恐走错一步送了命。

狡猾的日军发现了我们埋的地雷，七手八脚地挖了出来。临走，在埋地雷的地方留了一张纸条：“收到了你们的一颗地雷。” 

敌人走后，下去一看，地雷不见了，却发现了一张纸条，可真叫人气破了肚子，这还行？地雷没炸着鬼子，反倒受到鬼子一顿嘲笑？无论如何得想法子改进。大家研究开了，我说：         

“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挖开也炸？”

“研究研究看。”不少同志积极地赞同，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                      

我们给地雷下面再装个击针，如果敌人发现以后，挖开一拿，按在地雷底部的弹簧带动了底部的击针，地雷也会爆炸。日军又来了，我们埋好了这种特制的地雷来“招待”鬼子。大家躲在附近的高山上，要亲眼看看鬼子“收”地雷，不，这一回该地雷收拾鬼子了。

不出所料，鬼子又发现了我们埋的地雷，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一群鬼子围上来又是说又是笑，叽里咕噜嚷成一片，七首八脚地动手就挖，我们不禁暗暗地高兴：“这一回再不用想开收条了。”只听得轰隆一声，鬼子兵变成了肉饼子，没炸死的哭天喊地乱作一团。同志们都跑过来看，高兴地拍手叫好。

自这一回以后，日军再不敢挖我们的地雷了，发现可疑的地方，只是做个记号绕着走。我们就弄上一些假痕迹，这里也像有地雷，哪里也看着有危险，挖又不敢挖，弄得日军寸步难行。 

专炸军车的地雷

当时，日军为了对付我们的地雷，又使出了更凶残的灭绝人性的办法：抓上老百姓为他们开路。我们能忍心让这些同袍弟兄白白送死吗？不，决不！上级让我们做一种炸车不炸人的地雷，人踩上不炸，汽车、火车过来炸，大队人马过来也炸。                                   

这一回的改进比较顺利，我们分别称了人的重量，马的重量和车的重量，只要控制好压力的大小，就可以炸车不炸人。                                                    刘鼎部长听说我们改进了地雷，特地来看。

他对这几种特制的地雷，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一面赞扬一面指示。他说：“我们把地雷再改进一下，做一种更精巧的地雷，把它埋在铁道下面，想让它炸那趟车就炸哪趟车，你们看怎么样？”

这一问，我可愣住了，说：

“你尽要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咱又没文化，哪能做出这号东西来？”                   

部长笑了笑说：“不动脑筋，怎么能打鬼子呀？”

我一想，部长说的对呀，鬼子越来越狡猾，没有新武器就是不行。最后说：“研究研究看吧！”

这回可不那么容易，想要火车过来不炸，又得叫它过一回变一个样，直到要炸的火车过来才炸，怎么办？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必须设法控制击针的距离。但怎样让火车过来一次缩短一定的距离呢？做过好多次试验都失败了。

过了半个多月，终于想出了用滚珠控制的办法。过一趟火车往下掉一颗珠子来补充击针的距离，这样按照预先了解的情况，把珠子的多少和火车过来的次数合算好，就可以想炸哪趟炸哪趟了。

根据这样的推想，大家在一起设计了它的装置，那时我们还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装置，可是既然能找到门径，就一定也能做出符合要求的机件来。经过反复试验，这种地雷做成了，马上送到前方。

原先，战士们只能黑夜出来活动，晚上埋好雷，白天火车过来就炸。日军吃了几次亏，变得滑头起来，先开来一列空车皮车，试试路，如果炸，只能炸个空车皮，要不炸，实车才开过来，战士们急得没有办法，鬼子也洋洋得意起来。

我们埋上了这种地雷，鬼子哪里晓得，空车皮开过去了，没有炸，又一躺车开过了，还是没有炸，鬼子可大大的放心了，装着大批军用物资的车随即开过来。我们的地雷真灵，不迟不早，就在这时炸了它个天翻地覆、车毁人亡。

烟幕弹和指南针

1944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前方对武器的需要更加迫切了，不但要的数量大，而且花样也很多。有一回前方来了信，要我们做“烟幕弹”。

“烟幕弹？”到底是个啥东西，谁也不晓得。一问才知烟幕弹是光冒烟不爆炸，为的是进攻或撤退时做掩护。这可难住了，到底用些什么材料，怎样配置呢？想遍了那些能冒烟的东西：雄黄冒红烟，臭油冒黑烟，松香冒黑烟------。找来这些原料配起来试了试，果然冒起一大堆烟来。好吧，就这样试着干吧。后来又加进些黑药做试验，效果很好，反复试验了几回，确定了各种成分的比例，把配成的药装在手榴弹壳里，做成了土造烟幕弹。                         

我们正在试验的时候，司令员骑着马来参观，他看了后，高兴地说：“好、好，就是要的这个东西。”得到首长的夸奖，我们都有说不出的兴奋。首长还带来一颗日本造烟幕弹当场试了一下，我们的土造货比这洋货的效力还大，咱们的冒红黑色的烟，只要相离三五步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日本的冒灰色的烟，三五步里头还是不顶事。

此后，其他各厂也照我们的方法开始了生产，做出了大批烟幕弹，满足了前方的迫切需要。 

不久，前方又来信，要我们做“指南针”。连个样品也没有，这真要逼着鸭子上架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还是做手榴弹，为了把剪下来的碎铁屑收拾起来，找了个磁铁，一吸一大堆，又省事，又方便。碎铁屑的形状是很多的，有园的、有方的、有三角形的，也有两头尖的。有一次，我拿磁铁去吸碎铁屑，当磁铁在铁屑上面摆动时，发现针形铁屑也跟着摆动。“咦！这是怎么回事？”它使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就用小铁丁把这针形铁屑的中心固定起来，把磁铁放在一头，用手拨一下针，它马上就转向磁铁，再拨一下，仍然如此。我又惊讶，又高兴，赶快找人来看，大家说这就是指南针。这就是指南针吗？我到反而有些不相信了，把磁铁拿开，再试时，果然小针总是指着南北，真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多日来愁人的疑难解决了，又一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新任务。

抗战到底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生活是异常艰苦的。1938年，抗战刚刚开始，生活还不怎么坏，老乡们吃什么我们工人也吃什么，玉茭呀、高粱呀、小米饭哪，都能吃得上，有时还改善一下伙食吃顿白面。当然，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零花钱少得可怜。到了1942年，日军“扫荡”更频繁了，烧杀抢掠。为了不让日军抢走粮食，我们把粮食埋藏在地里。可是日子久了，粮食都坏了，小米不是黄的，而成了半白半黑的，吃在嘴里不知是股什么味儿，高粱面蒸馍粘的咽不下，后来大家想办法把它压成面条，连汤带水的往下送，才能勉强吃下去。

到第二年，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人每天7两小米，不用说饭量大的，就是饭量小的也只能勒紧裤带吃。为了减少炊事员，我们取消了大灶，各人领各人的口粮吃小锅饭。每天下了工，赶紧做饭，一个屋里按四五口锅，这里一堆，哪里一摊，满屋里烟尘四起，“灶”也挺简单，只要有三块破砖或者碎石块往起一支就成。

我们在卜牛村时有个王三孩同志，饭量挺大，每天总是吃不饱，大约是饿得急了。有一次他见我做好了饭，捏起一把土来就掺进去了，搅了几下，连土带饭往下咽，我心里很难受，------。

我来山西不久，就把家里的人都接来了，大大小小一共8口人。                         

那时带家属可不像现在这样安居乐业的！鬼子不断地来“扫荡”，我们就不断地跑，今天在这里，明天说不定又跑到哪里。平时，一面生产，一面就得做好准备，把玉茭炒熟，把必要的行李、工具准备在手头。每逢有“情况”，我总是先把工厂安顿好，回来再安顿家里的一切。

出发时，背起粮袋和行李，小的孩子走不动就坐在行李上，一只手拿着工具，一只手提着锅，就这样扶老携幼的整天跟着大家爬山越岭。有时遇到陡坡老人上不去，我们一个在下面推，一个在上面拉，把他扶上去，到下坡时，老人家又得像坐滑梯一样，我们在上下招护着下来。这样跑起来十分不方便，再加上整日劳累，走的腰酸腿痛，上气不接下气，往往就掉了队。   

斗争虽然是这样的艰苦，但我们都知道这是谁造成的，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要和敌人斗争下去。我们的背包上写着四个大字：“抗战到底”，这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行动口号。

我们的一家，除了老人和小孩，都是厂里的工人。我爱人和我兄弟又都是我生产上的得力助手。我的爱人马玉金是个党员，虽说是个妇女，可做活却很能干，遇事又十分勇敢。有一次厂里出了事故，工房中烟云四起，里边的工人被熏得不省人事，她冒着烟火跑进去搭救，屋里什么也看不见，眼里直流泪，只得伸手乱摸，摸住一个就往外拖，一连救了3个人，可她自己早已熏得不成样子了。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不幸牺牲了。我二弟石成尧也是在拆伪军手榴弹时出了事故，失去了生命。

他们的死，更加深了我对日军的仇恨。我们擦干了眼泪，把悲痛化成力量，坚持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奉献了自己一家人的一切智慧以及宝贵的生命。

   （引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晋冀豫根据地》第179页 石成玉：‘手榴弹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