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自己的一家 | ||
发布时间: 2015-03-10 浏览次数:26146 新闻来源:红黎城 【字体:大 中 小】 | ||
石成玉 第一颗手榴弹的问世 我和几个知心朋友,日夜计谋着要狠狠的揍鬼子一顿,出出心头怒气,要不然,我的胸膛真要爆炸了!但是我们没有武器,不能空手去拼命。 我偶然想到城南七里河,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在河里的手榴弹。我们捞起来几个,一看全被水淹坏了,都不响。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谁也没有摆弄过武器。农民弟兄白守云说: “老富(我的小名),你心灵手巧,就想法把这些手榴弹修理好吧!” 大家凑出3块钱来做本钱,我买了1块钱丝线,1块钱煤,1块钱黑药,开始琢磨着修理手榴弹。打鬼子心切,也就顾不得危险了,白天种地,我身上总是装一颗手榴弹,休息的时间,在离人远些的地方,坐在田埂上摆弄,有时为了预防爆炸,就坐在井口上拆,以防万一发火可以马上丢下井去,不至炸伤人。那时手榴弹构造也简单,不久,对它的结构基本上摸清楚了。 到1938年,我就正式做起修理手榴弹的生意,用旧弹壳,换上新木柄,装上新黑药和火线,就成了崭新的手榴弹。听说我能修理手榴弹,就有人来买,多数是卖给在苇地里打鬼子的游击队。 有了手榴弹,我打鬼子的心更切。在一个傍晚,我带上手榴弹,冒雨跑到五里铺,藏在一颗大柏树后边,当时马路上一片泥泞,没有一个行人。不多一会远远开来几辆日本鬼子的兵车,车上坐满了鬼子兵,鬼子兵怕雨淋,都缩着乌龟头挤在车篷底下,地上泥水溜滑,车轮光打转走不快,这时天已黑下去了,我掏出几颗手榴弹,做好准备。头一辆汽车慢慢开近了,我一咬牙,照准汽车连连扔出几颗手榴弹,只听一片爆炸声,炸得鬼子兵“哇,哇!”乱叫,当下死伤不少,活着的鬼子连滚带爬一边往车下跳,一边乱打枪。我来不及细看,朝着车灯侧面小路,急急躲避,地形熟,几个转弯便跑了。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我修理手榴弹卖的消息传出去,就有人介绍八路军来买。我早已听说八路军是领导老百姓抗日打鬼子的,那还能卖吗。我说: “八路军是抗日打鬼子,救老百姓的,不要说买,就是送也行。” 联系人解释说,八路军买手榴弹是为了抗日,但也要照顾你一家老小生活。最后商定,卖给八路军的手榴弹每个只收6角钱工本费(其中利润1角钱)。但是联系人要求我送货上门,这是万分危险艰巨的事情啊!我家住在城东,八路军驻在城西,运送手榴弹要穿城而过,得经过好几道日本鬼子的岗哨,鬼子兵道道关口都要检查,哪能过得去,这可把我难住了。 来人早已了解我的心思,他说: “八路军离城有百十里地,可以在城门外四里道的地方接你,你能穿过城,手榴弹就能到了八路军的手里。当然困难……”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已打定主意,为了抗日,即使有生命的危险,也要给八路军送手榴弹。我马上接着他的话说: “困难再大,手榴弹也一定按时送到,你放心。” 就这样和那位同志约定了时间、地点、送的数量和八路军接收人的暗号,事情决定了。可是怎样送弹呢?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有时进城看见有担粪的经过岗哨,鬼子嫌臭,赶着叫快走,就利用这个“臭”吧。 我把手榴弹装在煤油桶里,焊上口,再抹上一层臭油,满桶盖都是,担着进城。到了城口岗位,为使鬼子不怀疑,干脆就在他岗位旁坐下假装休息,一时臭味四散,鬼子兵捂着鼻子,大发脾气: “你的什么的干活?” “送臭油的。” “快走!快走!臭气大大的。” 鬼子用枪托来赶,我就势挑着担子进了城。这个办法很灵,穿过城,经过铁路线和几道岗哨都避开了检查,一次又一次地把手榴弹安全地送到八路军手里。 修理手榴弹,要避开敌人的耳目。我把父母安顿在申家庄,自己在城东的东牛角庙,离村四五百步远的一个小菜园里,搭起一间土坯房子。白天不敢干活,睡大觉,把手榴弹壳,木柄和材料工具藏在附近田沟或土坑里,晚上收拾回来点着灯干。开始我一个人一夜能装十几颗手榴弹,不久我老婆和四弟也参加干,一晚上就能装配成四五十个。装的多,卖的也快,我手底也就有了些余钱。 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人,进屋东张西望,好像要发现什么秘密,一看就知是日为的狗腿子。 “听说你会做手榴弹,是吗?”其中一个发了话。 “老百姓,种庄稼的人,哪会做那些玩艺。”我说。 “会做就说会做吧,不必推辞,我们不打听好也不会来找你。”另一个凶眉瞪眼,说话很硬气。 我看瞒不过去,忍着气说: “做是不会,将就着能修理。” “好,好,能修理也行,给我们修几个吧。”这两个家伙目的已达,匆忙走了。 当天晚上,好友白铁匠从城里赶到我家: “老富哥,赶快收拾东西逃走吧,明天鬼子要来抄家,这是从城里得来的消息。” 我急忙把剩下的手榴弹壳,全部材料和工具,用小平板车运送到花庄老白家收藏。 第二天,有人托我进城买水车,我正在街上走着,突然被人一把抓着,回头一看,是朋友赵克勤。他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拉着我就往小道走。一边走,一边喘吁吁地说: “不好了,鬼子去你家抄家,没找着你,富嫂子被打了几下,把你四弟和保长带走了。鬼子说,抓住你要‘就地正法’。你快躲躲吧。” 我虽不怕鬼子,但听说四弟被抓去,心里也直发慌。到了花庄老白家,大家一商议,决定先找人保出四弟。当下刘同德骑脚踏车四村请人,到中午时光,就有四村父老兄弟集体到日伪政府作保,要求释放我四弟,到晚上四弟和保长都放出来了。 四弟在敌伪警署受刑,被压杠子,坐老虎凳,只一天人就折磨坏了,从此成了半残废。 我和四弟打定主意,找抗日队伍参军。 当时只知道城西有八路军活动,但确实地址谁也不知道。想起二弟在五吉道(道教)熟人多,叫他设法打听,得知教内有人知道邢台县抗日政府在城西35公里地的山沟里打游击。赶快叫二弟前去接头,抗日县长完全同意,说“来吧”!又给了5块钱路费,还雇了牲口在羊湾接我们。我带着全家投奔抗日民主政府。 当时敌强我弱,抗日政府时常转移,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暂时不办手榴弹厂了。我只好回来,回来的途中,在甴村碰到敌人“扫荡”,全村51户人家,被鬼子打死55个人。老百姓掩埋了自己亲人的尸体,悲愤难忍,大伙激动地说:“我们不抵抗,白白死了55个人!要是拿起武器和鬼子战斗,说不定不会牺牲这么多人!”他们听说我会做手榴弹,就留我住下来。我也很同意,一则可以打日本;二则也安了家。叫二弟回花庄,把修理手榴弹用的工具、材料一起担来。装配手榴弹要用螺丝钉,二弟进城买回一大包,归途中,巧遇八路军盘问,被扣留。我不见二弟回来,急忙四处打听,托人找到八路军,说明螺丝钉是老百姓做手榴弹打日本鬼子的,才放回二弟。 八路军听说我能做手榴弹,十分高兴,马上要买50个,我即刻装好送去。这个部队属于八路军129师的先遣支队。收到手榴弹,部队的同志说: “现在经费困难,弹先留下,你先回去,货款50元,暂欠几天,一定送来。” 隔了几天,团政委杨顺根和团长张先尧叫我再送50个去,并说:“就住在本村吧,,手榴弹钱我们一定设法还给你。”随后团长叫人送来两斗小米、一担煤。 十几天后,团部来信,决定送我到老根据地后方工作,开办手榴弹工厂。参加了抗日工作,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最兴奋的一天。可是我父母亲都不愿远离家乡,坚持不走,我只好留四弟照顾父母在当地住下。我和二弟一起上路向老根据地山西辽县出发。我和二弟到了辽县下庄先遣支队供给处报到,政委刘小山十分热心的接待我们,处长钟广田就委托我开办手榴弹厂。 跑遍下庄也没有看见一个化铁炉,也没有找到一个翻砂工人,最后在村头打听到:临近拐儿镇有铁匠铺,小炉匠何喜贵手艺不错。跟他一说,就答应了。当天晚上骑驴子回家,第二天不但带来了炉子和风箱,又捎带来一个工人。我们4个人就干起来了。每天能浇注一、二十个手榴弹壳,可是因为技术不高,弹壳外形十分毛糙,像长着翅膀一样,装在身上就磨破了衣服。手榴弹木柄,是从阳邑找来的一个车棒槌的老汉做的。但手榴弹的爆炸力还很强,最少也能炸20片。 不久又找到石匠村的两个人,石匠村出铁又出砂,还有技术高明的老工匠。第二天,请两个老汉,只见两人白须飘胸,大约有六七十岁了,老汉翻砂经验丰富,留下来做指导,经过两个老汉的指点,手榴弹壳的翻砂质量提高了。 地雷送前方 我来下庄的时候,八路军常常出没在铁路线上,破坏敌人的交通,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单凭步枪、手榴弹,远远不能适应战斗的需要。 一天,供应处处长问我:“你能不能做地雷?” “地雷?什么叫个地雷?”我连名字都没听过,怎么能谈得上做呢! 处长说,地雷和手榴弹差不多,只是样子不同,用法不同。他说: “现在咱们打鬼子,无论是炸铁路、炸桥梁,地雷这东西很顶事。只要事先在鬼子要过的地方埋它几颗,准叫鬼子见阎王。” 我听他这一说,心想:这东西倒挺不错的。就问:“能不能画个样子看看?” “行,你来看吧!”说着进屋,指着墙上的挂图说:“这就是地雷。” 我左看右看,看了半天,也只有个外壳的形状。心想既然和手榴弹差不多,那就试试看吧。 我调了一团泥,照着挂图上的形状,捏了个“地雷”,便拿去找翻砂工,看能不能做这种东西。 翻砂工看了看说:“行,能做。” 说干就干,大家干劲十足,化铁水用的是6个人拉的大风箱,很快就把壳子翻出来了。随后,参照手榴弹的构造,共同商量着做了一些改进,装上药,按好雷管,地雷做成了。看着这个20斤重的新东西,心里说不出来是股什么滋味,急着拿去试验。 试验时,处长和我一道去了。我们把地雷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我跑到离它几十丈远的地方隐蔽好,一拉绳子,“轰”的一声,石块就像乌鸦一样满天飞,我们都高兴地拍手欢呼。处长满意地说: “行,就这样干吧!前方正等着它呢!” 从此,工厂就大量生产地雷了,战士们拿着它炸铁道、炸桥梁,炸得鬼子坐卧不安,胆战心惊! 随着战斗的需要,地雷的种类增多了,威力也越来越大。 反“扫荡”时,为了守黄崖洞,首长提出把地雷改成“滚雷”。滚雷是顺着山坡滚下去的一种定时地雷,事先控制好爆发的时间,等敌人往上攻时,我们的滚雷就咕咕噜噜地下去了,由于事先试好了时间和距离,它一到敌人眼前就炸了,躲也躲不开,敌人对它十分头疼。 麻尾弹显威风 1941年,日本鬼子向我根据地展开了疯狂地“扫荡”。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进攻水窑山,这里有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总司令部派来了英勇善战的特务团,凭借着英雄们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南口天险,阻击着敌人的进攻。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的武器却暴露了很大的弱点:木柄手榴弹扔到半空就炸了,根本不顶事。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找我们一起商量,他提出要做一种用麻绳代替木柄的“麻尾弹”,为的是扔的远,并且能让它落地才炸。 任务紧迫,马上找工友们共同研究,设计了草图,讨论了它的构造和装置,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到了难题,白生铁套不动丝扣。试验了不知多少回,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急得要命! 又过了半个月,左副参谋长来了。一见面就问:“麻尾弹做成了没有?” “没有。”我心里怪难受,首长亲自来督促,麻尾弹却还没有着落,咳!脑子为什么一点也不管用! 当天下午,在这个大会上,左副参谋长又提到麻尾弹,他说:“我们一定要做成麻尾弹,前方很需要它,再困难也要想法做成------。” 那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像大海的波浪一直翻腾:麻尾弹真的做不成吗?办法都想尽了吗?我又责问自己,上级交给的任务完不成,算个什么共产党员?不能叫困难吓到!做不成麻尾弹决不罢休! 我的心全被麻尾弹占了,白天想,黑夜躺在床上也想,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望着满天星斗,猛然想到了‘铜’,能不能在白铁里灌上一层铜,丝扣不就能套动了吗?可是,铜又怎么灌法,原封不动地灌进去。得改变外壳的形状,把它做个鼓槽不就行了?------对!就这样办! 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一咕噜爬起身来,就去找木工刘春安。半夜三更的,老刘听我一叫,倒吃了一惊,以为有了“情况”,穿起衣服就往外走。我说:“老刘,麻尾弹有办法了。” 我还是不放心,又去找翻砂工,找铜匠,和他们一商量,也说没问题,这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反正睡不着,说干就干,和老刘一起,赶天明前木样子就旋好了。 我拿着木样子,又经过翻砂工、车工、铜匠三道手,做成了弹壳,到完成部装好药,按好雷管,当天晚上第一颗麻尾弹就做出来了。 我比小学生得了满分还高兴,大家也都高兴地跳了起来,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赶快拿着成品到厂部,给军工部打电话。首长一听说麻尾弹做出来了,可高兴地不得了,当即提出这个月要500颗。 燃烧弹杀敌 麻尾弹做成不久,上级又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做“燃烧弹”。 刘鼎部长指示说,做燃烧弹主要靠硫磺。根据这条线索,我和老技师教逢春一起研究试验。 我们把硫磺拿来试验,发现它燃烧太慢,就掺进一些黑药,一层一层的混合起来。这样引火很快,燃烧效力极大,燃烧弹就这样试制成了。 起初,我们用的是铁皮盒子,价钱贵,又不好买。后来试着用麻纸代替它,里里外外糊上几层麻纸,再用麻绳缠起来,也挺结实。这样一改进,材料不缺了,还节省了开支。为这,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战士们十分喜欢燃烧弹,不烧得他焦头烂额,也要呛得他上气不接下气,“咳、咳、咳”的就都跑出来乖乖地做了俘虏。 挖开也炸的地雷 在卜牛村(保密代号“牛王庙”)时,日军又来“扫荡”了,我们收拾起工具,在大路口埋好地雷,和老乡们一起,跑到附近的高山上躲起来。 地雷把日军治怕了,他们再不敢横冲直闯,路上稍有一点可疑的地方都要仔细地看看,唯恐走错一步送了命。 狡猾的日军发现了我们埋的地雷,七手八脚地挖了出来。临走,在埋地雷的地方留了一张纸条:“收到了你们的一颗地雷。” 敌人走后,下去一看,地雷不见了,却发现了一张纸条,可真叫人气破了肚子,这还行?地雷没炸着鬼子,反倒受到鬼子一顿嘲笑?无论如何得想法子改进。大家研究开了,我说: “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挖开也炸?” “研究研究看。”不少同志积极地赞同,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 我们给地雷下面再装个击针,如果敌人发现以后,挖开一拿,按在地雷底部的弹簧带动了底部的击针,地雷也会爆炸。日军又来了,我们埋好了这种特制的地雷来“招待”鬼子。大家躲在附近的高山上,要亲眼看看鬼子“收”地雷,不,这一回该地雷收拾鬼子了。 不出所料,鬼子又发现了我们埋的地雷,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一群鬼子围上来又是说又是笑,叽里咕噜嚷成一片,七首八脚地动手就挖,我们不禁暗暗地高兴:“这一回再不用想开收条了。”只听得轰隆一声,鬼子兵变成了肉饼子,没炸死的哭天喊地乱作一团。同志们都跑过来看,高兴地拍手叫好。 自这一回以后,日军再不敢挖我们的地雷了,发现可疑的地方,只是做个记号绕着走。我们就弄上一些假痕迹,这里也像有地雷,哪里也看着有危险,挖又不敢挖,弄得日军寸步难行。 专炸军车的地雷 当时,日军为了对付我们的地雷,又使出了更凶残的灭绝人性的办法:抓上老百姓为他们开路。我们能忍心让这些同袍弟兄白白送死吗?不,决不!上级让我们做一种炸车不炸人的地雷,人踩上不炸,汽车、火车过来炸,大队人马过来也炸。 这一回的改进比较顺利,我们分别称了人的重量,马的重量和车的重量,只要控制好压力的大小,就可以炸车不炸人。 他对这几种特制的地雷,感到极大的兴趣,他一面赞扬一面指示。他说:“我们把地雷再改进一下,做一种更精巧的地雷,把它埋在铁道下面,想让它炸那趟车就炸哪趟车,你们看怎么样?” 这一问,我可愣住了,说: “你尽要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咱又没文化,哪能做出这号东西来?” 部长笑了笑说:“不动脑筋,怎么能打鬼子呀?” 我一想,部长说的对呀,鬼子越来越狡猾,没有新武器就是不行。最后说:“研究研究看吧!” 这回可不那么容易,想要火车过来不炸,又得叫它过一回变一个样,直到要炸的火车过来才炸,怎么办?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必须设法控制击针的距离。但怎样让火车过来一次缩短一定的距离呢?做过好多次试验都失败了。 过了半个多月,终于想出了用滚珠控制的办法。过一趟火车往下掉一颗珠子来补充击针的距离,这样按照预先了解的情况,把珠子的多少和火车过来的次数合算好,就可以想炸哪趟炸哪趟了。 根据这样的推想,大家在一起设计了它的装置,那时我们还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装置,可是既然能找到门径,就一定也能做出符合要求的机件来。经过反复试验,这种地雷做成了,马上送到前方。 原先,战士们只能黑夜出来活动,晚上埋好雷,白天火车过来就炸。日军吃了几次亏,变得滑头起来,先开来一列空车皮车,试试路,如果炸,只能炸个空车皮,要不炸,实车才开过来,战士们急得没有办法,鬼子也洋洋得意起来。 我们埋上了这种地雷,鬼子哪里晓得,空车皮开过去了,没有炸,又一躺车开过了,还是没有炸,鬼子可大大的放心了,装着大批军用物资的车随即开过来。我们的地雷真灵,不迟不早,就在这时炸了它个天翻地覆、车毁人亡。 烟幕弹和指南针 1944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八路军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前方对武器的需要更加迫切了,不但要的数量大,而且花样也很多。有一回前方来了信,要我们做“烟幕弹”。 “烟幕弹?”到底是个啥东西,谁也不晓得。一问才知烟幕弹是光冒烟不爆炸,为的是进攻或撤退时做掩护。这可难住了,到底用些什么材料,怎样配置呢?想遍了那些能冒烟的东西:雄黄冒红烟,臭油冒黑烟,松香冒黑烟------。找来这些原料配起来试了试,果然冒起一大堆烟来。好吧,就这样试着干吧。后来又加进些黑药做试验,效果很好,反复试验了几回,确定了各种成分的比例,把配成的药装在手榴弹壳里,做成了土造烟幕弹。 我们正在试验的时候,司令员骑着马来参观,他看了后,高兴地说:“好、好,就是要的这个东西。”得到首长的夸奖,我们都有说不出的兴奋。首长还带来一颗日本造烟幕弹当场试了一下,我们的土造货比这洋货的效力还大,咱们的冒红黑色的烟,只要相离三五步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日本的冒灰色的烟,三五步里头还是不顶事。 此后,其他各厂也照我们的方法开始了生产,做出了大批烟幕弹,满足了前方的迫切需要。 不久,前方又来信,要我们做“指南针”。连个样品也没有,这真要逼着鸭子上架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们还是做手榴弹,为了把剪下来的碎铁屑收拾起来,找了个磁铁,一吸一大堆,又省事,又方便。碎铁屑的形状是很多的,有园的、有方的、有三角形的,也有两头尖的。有一次,我拿磁铁去吸碎铁屑,当磁铁在铁屑上面摆动时,发现针形铁屑也跟着摆动。“咦!这是怎么回事?”它使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就用小铁丁把这针形铁屑的中心固定起来,把磁铁放在一头,用手拨一下针,它马上就转向磁铁,再拨一下,仍然如此。我又惊讶,又高兴,赶快找人来看,大家说这就是指南针。这就是指南针吗?我到反而有些不相信了,把磁铁拿开,再试时,果然小针总是指着南北,真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多日来愁人的疑难解决了,又一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新任务。 抗战到底 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生活是异常艰苦的。1938年,抗战刚刚开始,生活还不怎么坏,老乡们吃什么我们工人也吃什么,玉茭呀、高粱呀、小米饭哪,都能吃得上,有时还改善一下伙食吃顿白面。当然,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零花钱少得可怜。到了1942年,日军“扫荡”更频繁了,烧杀抢掠。为了不让日军抢走粮食,我们把粮食埋藏在地里。可是日子久了,粮食都坏了,小米不是黄的,而成了半白半黑的,吃在嘴里不知是股什么味儿,高粱面蒸馍粘的咽不下,后来大家想办法把它压成面条,连汤带水的往下送,才能勉强吃下去。 到第二年,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人每天7两小米,不用说饭量大的,就是饭量小的也只能勒紧裤带吃。为了减少炊事员,我们取消了大灶,各人领各人的口粮吃小锅饭。每天下了工,赶紧做饭,一个屋里按四五口锅,这里一堆,哪里一摊,满屋里烟尘四起,“灶”也挺简单,只要有三块破砖或者碎石块往起一支就成。 我们在卜牛村时有个王三孩同志,饭量挺大,每天总是吃不饱,大约是饿得急了。有一次他见我做好了饭,捏起一把土来就掺进去了,搅了几下,连土带饭往下咽,我心里很难受,------。 我来山西不久,就把家里的人都接来了,大大小小一共8口人。 那时带家属可不像现在这样安居乐业的!鬼子不断地来“扫荡”,我们就不断地跑,今天在这里,明天说不定又跑到哪里。平时,一面生产,一面就得做好准备,把玉茭炒熟,把必要的行李、工具准备在手头。每逢有“情况”,我总是先把工厂安顿好,回来再安顿家里的一切。 出发时,背起粮袋和行李,小的孩子走不动就坐在行李上,一只手拿着工具,一只手提着锅,就这样扶老携幼的整天跟着大家爬山越岭。有时遇到陡坡老人上不去,我们一个在下面推,一个在上面拉,把他扶上去,到下坡时,老人家又得像坐滑梯一样,我们在上下招护着下来。这样跑起来十分不方便,再加上整日劳累,走的腰酸腿痛,上气不接下气,往往就掉了队。 斗争虽然是这样的艰苦,但我们都知道这是谁造成的,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要和敌人斗争下去。我们的背包上写着四个大字:“抗战到底”,这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行动口号。 我们的一家,除了老人和小孩,都是厂里的工人。我爱人和我兄弟又都是我生产上的得力助手。我的爱人马玉金是个党员,虽说是个妇女,可做活却很能干,遇事又十分勇敢。有一次厂里出了事故,工房中烟云四起,里边的工人被熏得不省人事,她冒着烟火跑进去搭救,屋里什么也看不见,眼里直流泪,只得伸手乱摸,摸住一个就往外拖,一连救了3个人,可她自己早已熏得不成样子了。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不幸牺牲了。我二弟石成尧也是在拆伪军手榴弹时出了事故,失去了生命。 他们的死,更加深了我对日军的仇恨。我们擦干了眼泪,把悲痛化成力量,坚持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奉献了自己一家人的一切智慧以及宝贵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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