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福忠

赵虎顺老汉的老宅，是牛居村里的一座大院。正房七间堂屋，东西两边各三间厢房，南边带门楼七间南房。俗叫“七裹三”。是村里较好、较大的院落。忆起抗战岁月的往事，赵老汉回忆说：

“抗战初期的那一年，八路军在武乡长乐的战役后，野战医院的二所、三所，先后来我村居住，所长和医务人员大都住在我家里，记得三所的所长姓薛。当时我一家三口人，挤住在一间南房里，其他屋全腾出来让部队的人住。

“那时我家里很穷，不但穿的很破，吃的也没有，常常是糠菜半年粮。根本没吃过不带野菜的纯粮饭。野战医院由于伤病员多，伙食相对较好。每天中午吃的是不放野菜的小米干饭，还炒有菜。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对我们很关照，看见我们小孩吃的野菜饭，就把自己吃的纯米饭跟我们换着吃。记得那时候觉得纯米饭香喷喷可好吃啦。

“野战二所经常有六、七十人，最多是有上百人，伤病员占多数。那时候的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医疗器械也很缺乏。有的伤病员需要做手术，由于没有麻药，只能由四五个人你摁胳膊我摁腿，把伤员摁在桌子上，开刀取出打在身体里的子弹。伤病员痛得惨叫。可没办法呀，为了挽救战士生命，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采取这样的笨办法。我亲眼看到做手术的医生，边流着眼泪，边做手术。

“由于缺医少药，重伤员一般都救不过来。村外的土地庙里，经常停着两口棺材。村里派人在村东的七亩地里挖壕埋人。当时为了解决死人的棺木，把四外垙里的杨树都杀完了，仍供不应求。还只是一寸厚的板。野战医院在我村住了六七年，那块七亩地里已经实挨实埋满了阵亡战士。刚埋下时，还有个小土堆，前面插一个四寸宽的木牌，写明逝者的姓名籍贯，时间长了，放羊的处蹬，慢慢地就消失了。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杨秀峰主席，曾在1942年春来野战二所视察工作，也住在我家里。前后住了两三个月。我五弟当时刚三四岁，小名叫小虎。杨主席说，小虎虽然也好听，但终究不是大名，便为其取名赵启顺。成为他一生引以为骄傲的名字。

“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来野战二所视察过。就住在大庙出来西面的那个院子里。只住过两个晚上。记得当时岗哨很多，晚上还是点得电灯，是自己发电。我们儿童团的孩子们好奇地站在远处看。

“1945年春，野战二所奉命撤往武乡，村里组织人员帮助他们运送东西。我当时已经十八岁，长成大人了，主动报名前往。到了武乡左会，天已黑了，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由于抗战已近尾声，条件得到改善，部队拿出好酒好菜管待我们。饭后还开了联欢会，我会唱歌，在联欢会上演唱了《抗日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到前方去把民族解放。

向前走，别后退，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们，被屠杀，

土地抢占了，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野战二所撤走后，村里还留下两个残废军人，两人都姓杨。一个性格活泼，叫“活老杨”，一个性格呆板，叫“死老杨”。都是四川人。土改时还给他们分了地、分了房，在村里落了户。解放后，由于工作疏忽，没有残废军人待遇，生活很困难。1957年，我当支书时，到县民政局为他们落实了政策，享受到了优抚待遇，生活得到了改善，得以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