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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士纪实
野战医院在我家
发布时间: 2015-03-11   浏览次数:909   新闻来源:红黎城   【字体:

                            申福忠

赵虎顺老汉的老宅,是牛居村里的一座大院。正房七间堂屋,东西两边各三间厢房,南边带门楼七间南房。俗叫“七裹三”。是村里较好、较大的院落。忆起抗战岁月的往事,赵老汉回忆说:

“抗战初期的那一年,八路军在武乡长乐的战役后,野战医院的二所、三所,先后来我村居住,所长和医务人员大都住在我家里,记得三所的所长姓薛。当时我一家三口人,挤住在一间南房里,其他屋全腾出来让部队的人住。

“那时我家里很穷,不但穿的很破,吃的也没有,常常是糠菜半年粮。根本没吃过不带野菜的纯粮饭。野战医院由于伤病员多,伙食相对较好。每天中午吃的是不放野菜的小米干饭,还炒有菜。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对我们很关照,看见我们小孩吃的野菜饭,就把自己吃的纯米饭跟我们换着吃。记得那时候觉得纯米饭香喷喷可好吃啦。

“野战二所经常有六、七十人,最多是有上百人,伤病员占多数。那时候的条件很差,缺医少药,医疗器械也很缺乏。有的伤病员需要做手术,由于没有麻药,只能由四五个人你摁胳膊我摁腿,把伤员摁在桌子上,开刀取出打在身体里的子弹。伤病员痛得惨叫。可没办法呀,为了挽救战士生命,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采取这样的笨办法。我亲眼看到做手术的医生,边流着眼泪,边做手术。

“由于缺医少药,重伤员一般都救不过来。村外的土地庙里,经常停着两口棺材。村里派人在村东的七亩地里挖壕埋人。当时为了解决死人的棺木,把四外垙里的杨树都杀完了,仍供不应求。还只是一寸厚的板。野战医院在我村住了六七年,那块七亩地里已经实挨实埋满了阵亡战士。刚埋下时,还有个小土堆,前面插一个四寸宽的木牌,写明逝者的姓名籍贯,时间长了,放羊的处蹬,慢慢地就消失了。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杨秀峰主席,曾在1942年春来野战二所视察工作,也住在我家里。前后住了两三个月。我五弟当时刚三四岁,小名叫小虎。杨主席说,小虎虽然也好听,但终究不是大名,便为其取名赵启顺。成为他一生引以为骄傲的名字。

“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来野战二所视察过。就住在大庙出来西面的那个院子里。只住过两个晚上。记得当时岗哨很多,晚上还是点得电灯,是自己发电。我们儿童团的孩子们好奇地站在远处看。

“1945年春,野战二所奉命撤往武乡,村里组织人员帮助他们运送东西。我当时已经十八岁,长成大人了,主动报名前往。到了武乡左会,天已黑了,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由于抗战已近尾声,条件得到改善,部队拿出好酒好菜管待我们。饭后还开了联欢会,我会唱歌,在联欢会上演唱了《抗日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到前方去把民族解放。

向前走,别后退,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们,被屠杀,

土地抢占了,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野战二所撤走后,村里还留下两个残废军人,两人都姓杨。一个性格活泼,叫“活老杨”,一个性格呆板,叫“死老杨”。都是四川人。土改时还给他们分了地、分了房,在村里落了户。解放后,由于工作疏忽,没有残废军人待遇,生活很困难。1957年,我当支书时,到县民政局为他们落实了政策,享受到了优抚待遇,生活得到了改善,得以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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