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的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抗战初期为动员和组织全县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国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肆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我县人民在黎城牺盟分会和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宣传动员下，纷纷要求抗日救国。一九三八年五月，在粉碎日寇第一次九路围攻，根据地出现暂时的稳定局面的情况下，县委和县抗日政府即便抓紧有利时机，组织成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六月，全县农民、青年、妇女的群众代表先后在县城古楼底唐二孩宅，大南街原第一高等小学，西关韩星六宅召开大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选举成立了各自的领导机构——抗日救国会。其中，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由乔贵生、董寿松、董用瑞、乔庆斌、董海中、范有成、张献良、田海清、郎风标、栗树会等十余人组成，由乔贵生任秘书，乔庆斌和张献良任组织、宣传委员；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由史廷壁、刘寰、李森荣、王叔芳、杨柯、王岐等近十人组成，由史廷壁任秘书，李森荣和刘寰任组织、宣传委员；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由花爱平、原维莲、张金焕、李炳兰等八人组成，由原维莲任秘书。各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各自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动员与组织本界群众开展救国斗争，并在斗争中还结合解决自身的问题，求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还作了缴纳会费，以资抗日等项规定。会后，便深入各区、村发展会员，建立组织。经数月努力，全县发展会员两万余人，普遍建立起了各区村的农、青、妇救会。在机构设置上，区设秘书、宣传、组织三人、委员若干；村设秘书一人，委员若干，由不脱产者兼任。

    县委和抗日政府对工救会也着手进行筹建，指定由段逢魁、王紫东、宇文森红三人暂时负责。（暂称工筹会——笔者注）。

    各救会建立起后，便迅速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中，首先组织会员入冬学、进民革室、聘请思想进步、有文化的人担任教员，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时事、学唱歌，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对抗战重要意义的认识。青救会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刷标语、画漫画、演戏、唱歌，大力宣传革命的新思想、新道理；妇救会举办妇干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发动妇女放天足、剪辫子、打破“三权”（夫权、神权、族权）的枷锁，摆脱“三台”（锅台、磨台、碾台）的束缚，迈出家门，走向社会，参加生产，支援抗战。与此同时，各救国会还组织大家运送公粮、护理伤员、站岗放哨，盘查奸细，优抚抗属，做军鞋，洗衣服、洗绷带等。

    一九三九年，日寇为了消灭我抗日根据地，对太行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地处太行山腹地的我县，是日寇清剿扫荡的重点。为抗击日寇的清剿扫荡，各救会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武装斗争上，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工人自卫队，妇女自卫队，各区还组织基干自卫队，共计队员二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各自卫队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转移退却，开展灵活多变的游击战，采取“夜战、偷袭战、破袭战、地雷战”等战术，和敌人周旋斗争，经常搞得敌人电话打不通，汽车不能行，碉堡据点变成自身的坟墓。如在邯长公路上，我自卫队黑夜断路，白天伏击，常常让敌人的汽车几十辆，甚至上百辆的阻塞不前，并遭到炸毁。仅在东阳关至玉石桥之间，就伏敌四、五次，炸毁汽车十多辆。特别是地雷战，炸的敌人焦头烂额，丧魂落魄。我自卫队在公路上、田野里、门顶窗、灶台旁埋上地雷，使敌人来扫荡时走路路炸，进田田炸，开门门炸，推窗窗炸，动锅锅炸，拿碗碗炸。西黄须一带的自卫队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炮楼口，炸伤敌人。

与此同时，各救会在县委的领导下踊跃的开展反摩擦斗争，针对蒋阎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大力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宣传我党我军英勇抗战，坚持政治民主、军民团结等方面的大量事例，批驳他们对我党我军的造谣诬陷，揭露他们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同时协助县、区开展夺权和捉特务、查汉奸斗争，通过查账、说理等手段撤去由国民党掌握的一些编村村长，换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为粉碎日、蒋、阎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全县开展了合理负担工作，挖掘地，富隐藏的粮食，供给部队使用。县工筹会，在县城办起了一座卷烟厂，生产出的纸烟，一部分慰问部队和地方领导，一部分销售市场，供应群众，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还组织工人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通过说理、罢工等手段，迫使地富为工人年增工资六元（现洋），粮食一石多。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县变为晋冀豫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抗日实验县后，农、青、妇救会组织随之得以加强，领导名称由秘书改为主席。县级农救会还增设了组织、宣传、生产、锄奸部，由董寿松担任主席（此前乔庆斌曾担任了一段）；青救会还增设了组织、宣传、儿童部。由刘寰担任主席（此前刘岐曾担任一段）；妇救会还增设了组织、宣传、生产部，由肖萍担任主席（此前范美蓉，杨召曾担任一段）。在霍泛同志亲自组织下，召开工人代表会，正式成立了工救会，并设置了组织、宣传、改善部，由申梦华担任主席。县委为加强对各救会的领导，设置了青年、妇女两个工作部。分别由县委委员刘寰、曹军（之后为高惠如）任部长，对农、工救会县委也责成专人，具体负责。

一九四O年，各救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广大委员与群众变工互助、开荒种地、生产发展、进行根据地的各项经济建设，八月后，积极协助县区基干队和各村自卫队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寇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不断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加之四二年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县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保卫与巩固我县抗日根据地，各救会在县委的领导下，一方面进行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一方面参加村政大选、清债退押、减租减息等项政治运动及抗灾渡荒的生产斗争。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县青救会为鼓舞全县人民的士气，利用庆祝儿童节之机，在源泉举办了一千余人参加的萤火晚会。晋东南总会也派人参加。晚会历时三天，作了列队、操练、投弹、射击等项军事表演，进行了歌咏、跳舞、演戏、捉谜等项目文艺活动，开的甚是生动活泼，对全县震动很大。广大群众通过这次晚会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从而更加坚定了抗战的信心。

六月，各救会在港东、北社、李堡等村分别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期七天，普遍就如何坚持抗战、粉碎日寇扫荡、搞好村政大选、清债退押等项工作，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并采取“滴豆式”的选举方式，民主选举了各自的领导机构。其中工、青、妇救会主席仍由申梦华、刘寰、肖萍继任，（妇救会主席四二年后换为丁芳、江冬等人，工救会主席四三年初换为靳动）农救会主席由江米焕担任（四二年换为张安定）。会后，青救会为了进一步发挥青年的作用，组织成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共计队员一千二百九十四人，由苏枫任县大队长（之后是杨柯）。刘寰兼任政治委员。组织建制上、县为大队，区为中队，村为小队。还在县独立营中成立了青年连，由县青救会李恩颜担任指导员。各级青抗先像正规部队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制定了行动的信条：一、不妥协，不投降，抗日到底；二、不偷懒、不马虎，积极工作；三、不骄傲、不急躁，虚心学习；四、不轻敌、不怕敌，顽强勇敢；五、不吸烟、不喝酒，刻苦耐劳；六、不吵闹、不分裂，紧紧团结。广大队员忠实的执行自己的信条，刻苦训练、英勇作战，不断给敌人以重创。十一月，日寇进犯我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时、县大队二百多余队员在大队长苏枫带领下配合八路军三八五旅十四团三营在外线英勇地阻击敌人，激战三日，将敌击退。此后，县大队政委刘寰带领一百余名队员又在洪井伏击了抢掠我吴家峧粮库的敌人，不仅截获了敌人抢掠的所有粮食，而且打伤打死敌人数十名，并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在“三、三制”建政、清押退押、减租减息、抗灾渡荒等项斗争中，各救会率先在前，无所畏惧，组织广大会员与群众同国民党及反动会道门针锋相对地投票竞选，争夺政权；斗地主、斗豪绅、烧契书、清旧债、还典押、减租减息；挖野菜、打蝗虫、担水浇苗、开荒修滩，坚持生产自救、节约渡荒，为保卫与巩固我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各级妇救会在斗争中，还结合解决妇女自身的特殊问题，他们组织妇女斗争“坏婆婆”，解放童养媳；争取男女平等，反对歧视虐待；实行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包办；坚持结婚不要彩礼、过门不坐花轿等。各级妇救会敢于和封建势力及一切坏风恶习作斗争，大胆的为妇女的正当要求与行为撑腰做主，真正的把妇救会办成了妇女的“娘家”，妇女不管有什么事，都找妇救会解决帮助。

通过斗争，广大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在家挨打受骂，听到的不是哭声就是叹声，此两年站起作了人，哭声变成了笑声，叹声换成了歌声，在各村到处都能听到妇女们唱的“告状歌”、“翻身歌”、“参军歌”、“劳动歌”等歌曲，欢快嘹亮、清新悦耳，特别是开会时，男挑女应，互相竞赛，此起彼伏，溢满会场，到处呈现的是“炮声隆隆，歌声相伴”的景象。

随着精神的变化，广大妇女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母送子、妻送郎、妹妹送哥哥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有的母亲还送独生子参了军，有的媳妇刚结了婚就送丈夫上了战场。全县的征兵工作由于有广大妇女的积极支持，每次仅用十来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做军鞋方面，广大妇女做的既多又好。上级分配每人做一双，许多妇女却做两双、三双。在质量上，不仅保证自己做的好，还主动检查地富家庭做的好不好，发现问题就大胆揭发，责其重做、罚其多做，在其他工作上，如干部下乡，疏散伤员，交运公粮等，都是抢着管饭，争着养护，以先为荣，均表现出了很高的阶级觉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减轻群众负担、节省经费开支，各救会在一九四二年普遍进行了精兵简政，大批干部奔赴农村第一线，同广大群众一道开荒种地，抗灾渡荒，县农救会还抽出一些干部在县城开办农联社一所，采供农具、布匹等生产、生活用品。

一九四三年六月，工、农、青、妇救会合并办公，组成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联救会），主席先后由李光、刘寰、王松江、吴柯枫、乔庆斌担任，内设工、农、青、妇工作部，部长由原系统主席担任，合并后全县工、农、青、妇各界群众归于联救会的统一领导下。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我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级联救会组织广大会员与群众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开荒种地，精耕细作，并积极推广“金皇后”玉米等作物，引进西红柿新品种，大力开拓副业门路。开展熬硝制盐，割条编筐、单挑运输。为推广生产新技术，县联救会还举办了技术培训班，传教种棉、植树、熏荒、耕作等生产技术，培训出骨干三百七十二人，还在全县推广了王凤岐的养种“金皇后”的玉米法。据一九四四年统计，全县组织互助组一千八百一十个，参加户数达九千零五十九户，占到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开垦荒地四千三百三十亩，种植棉花三千零八十亩，增加粮食一千多担。

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迫切需要，县联救会还在县城衙门前开办工联社一所，组织十多个艺技工人生产鐝、镰、斧、筐、篮、布、毡等农具和生活用品。同时又组织了维修队，走村串户为群众修造农具。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动员了全县男女老少、并取得最大成绩的是开展的纺织运动。过去，我县没有纺织生产。各级救联会首先聘请技术员，举办训练班，训练出骨干三百余人。然后以点带面，推广全县。初期纺织，以户自搞，使用的是引进的旧式轮纺机和穿梭机，每人每日仅纺花一、二两，纺布八、九尺。之后，组织了变工互助组、成立了合作社、建立了小工厂，并不断地对设备工艺进行改革，试制与推广了络线机、梭线机、加速轮纺机和拉梭机，效率大大提高，产量成倍增长，而且提高了质量，扩大了品种。每人每日纺线达到四、五两、织布增到二丈多。品种上由织单一的平面布增到织毛巾、绷带、袜等。还学会了染各色布。据一九四四年黎城县（当时还分为黎城、黎北两个县）八十七个村的统计：参加纺织人数达六千四百六十八人，组织互助组四百八十六个，成立合作社五个，小工厂一个，拥有纺车五千零四十八辆，织机四百二十九台，全年纺花一十六万一千一百二十一斤，织布九万七千一百九十一斤，织毛巾四千八百七十一条，绷带一千七百五十九条。到一九四五年，纺织人数增到九千二百余人，纺车增到六千三百辆，织机增到六百余台，织布一十一万余斤。全县军民用布不仅达到完全自给，而且还大量地支援了部队。

通过这场大生产运动的锻炼，全县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和纺织英雄。由劳动英雄石寸金、王同会、王富锁、王逢奇、董桃气、石牛弟、范进德、王聚才、高鸿升、徐省贤、徐脏则、王然彦等三十人；纺织英雄李秀连、刘仲景、王明德、刘纪风、王改娥、岳秋果、杨彩风、郭春梅；合作英雄李甲魁、郎风标、武全喜等。其中石寸金、王聚才、高鸿升、赵起昌、李秀连、刘仲景等被选为边区劳动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太行区党委在我县南委泉召开的群英大会，受到邓小平、腾代远、李雪峰等边区领导和部队首长的接见和表彰。

在此两年中，救联会还组织广大妇女开展了“尊婆爱媳、互助互帮、友爱和睦”活动，纠正了过去斗争“坏婆婆”等一些过激的作法，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解决家庭纠纷，从而促进了婆媳关系、夫妻和睦，保证了广大妇女团结一心，全力抗日。与此同时，还认真贯彻执行县委关于“严禁缠足”的号召，彻底解决了妇女缠足问题，并开展了妇幼保健工作。

各级救联会还积极组织群众送军粮、做军鞋，日本投降后，各级救联会也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行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