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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岁月
《国士——牟宜之传》
发布时间: 2015-03-10   浏览次数:28064   新闻来源:红黎城   【字体:

21、夜惊马蹄过太行

告别延安,一行人骑马向巍巍太行驰驱。牟宜之从重庆归来的这一路,以延安为界,接触了两类气质很不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从重庆一起上路的,都是“文韬”型领袖;赴太行的这一路,则是见到了几位中共赫赫有名的“武略”领袖。

《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扼要地概括了此次行程:

193991,宜之随邓小平同志离开延安,918抵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他和邓小平同志朝夕相处。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在太行山开辟了晋冀豫根据地。牟宜之随他走的这一路,不但要翻山越岭,还要穿越日伪封锁线,昼伏夜行,备尝艰险,即是在冀鲁边有过剿匪经历的牟宜之,事后想来也感到心惊。

他这一路上,与邓小平一起谈兵论史,大概是发了不少宏论,使得邓小平到晚年都还记得他。他对邓小平评价甚高,多年以后对孩子们谈起,仍充满敬意:“果断,机敏,干练,是个做大事的人。”[1]他甚至还记得,“过黄河的时候,在河边搞到几尾黄河鲤鱼,小平亲自掌勺,他是四川人,喜辣,做出的鱼都是红色的,不知放了多少辣椒面!”

这些,在牟宜之回到山东后写的一首记行诗中,有过描摹:

由延安到冀鲁边

 

月明却照汉秦关,回首微茫九点烟。

事业尽抛封豕尾,河山有待伏龙肩。

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

鹤唳风声惊日夜,扬鞭策马驰幽燕。[2]

 

晚唐诗人李贺有奇句,曰:“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3]牟宜之化用过来,起首两句,就画出了夜行山巅的那种奇诡。

诗中所提及的典故“封豕尾”,乃古成语中的“封豕长蛇”,原意是指恶物,这里似影射“党国”的衮衮诸公将正当事业全抛掉,如同恶物中的末流。另一典故“伏龙肩”,是指隐居的贤士。伏龙,即潜龙也。这是说,重整河山的大业,要待贤士高人的肩膀来担当。

半途中,也确有“鹤唳风声惊日夜”的事情发生过。据牟宜之回忆,从延安到西安,是搭乘八路军的军用汽车。一行人在西安停留了三日,就住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因为正值国民党刚刚制造了“平江惨案”[4],八路军人员在国统区很不安全,于是大家都不敢出门。

从西安出发,又搭乘军车出潼关,向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在地山西省辽县进发。一开始,是走在八路军的防区,一路上,就住在八路军的临时兵站或机关单位里,虽然艰苦,但很安全。过了晋东南的阳城以后,战争气氛渐浓,隐隐可闻炮声了。

在这里,进入了太行山区,一行人在抗大一分校住了几天。屈指算来,离开延安已经20天了,下面的行程,是要通过敌占区,情况相当险恶。

1939913,即农历的八月初一,队伍从抗大一分校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班的武装士兵,接着就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卓琳、一位姓杨的女干部、一位“搞文化工作的陆同志”。最后,是牟宜之。这五位,都是骑着牲口的。在牟宜之的后面,是两个警卫员、三个饲养员和几个从延安分配到前方总部的青年干部,还有一位副排长带领一个班殿后。

在平顺县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队伍在老乡家吃了晚饭。听老乡说,这几天鬼子扫荡频繁,气氛非常紧张,因此队伍必须连夜行军,跨过黎城[5]至东阳关[6]的公路。

这就是在牟宜之的革命生涯中很有名的“难忘的一次夜行军”。

开头走了十几里山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个料不到,出事了!路上有一根横倒的白杨树,女干部小杨骑的那头骡子看差了眼,以为是一条蛇。那骡子非但不肯跨过去,反而掉头就跑,小杨后面的人,七手八脚才把骡子拉回来。这中间,不过仅仅用了四五分钟的时间,可是前面的人已经走远了。后面的这一半人马不敢乱走,就在原地等了一会儿,等前面派人回来联络,可是久久却不见动静,队伍只好继续前进。

过了一条深沟之后,前面是三条路,大家犹豫半天,只得选择了正北的一条路继续走。走了五六里地,进了一个被敌人烧毁的村庄,一个人影也不见。看来,此地不可久留,大家便又匆匆上了路,不一会儿,小路到了尽头,前面是一条公路,牟宜之趴在路面一看,不得了!汽车轮胎的印迹是清清楚楚的,看样子,刚有敌人的汽车开过去。众人正想另外寻路,忽然迎面射来两道白光,原来是日军的汽车开来了,一行人连忙隐蔽在树丛中。

敌人似有所察觉,汽车开到此处停下,下来了十几个日军,用手电照了照树丛,说了一阵话,又上车走了。众人松了一口气,正要行动,忽见汽车又折了回来,但没有停留就开走了。显然,这是敌人的巡逻车。

与日军遭遇了,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只小小的队伍,人人都觉得必须要有一个领导才行。那位姓黄的副排长,不知为何,无论如何不肯担任带队,也许是感觉自己太年轻了,担不起这个责任。于是,以前有过打游击经历的牟宜之,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领队。

他给大家分析形势说: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山西的辽县,辽县在西北方向,我们就照着西北方向走,即使到不了辽县,总可以遇见八路军吧。万一碰不上自己的队伍,这20多个人,也足可以组成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可以自保。这样一说,大家都有了信心,情绪变得乐观起来。

夜色漆黑,找不到路,队伍就在荒野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了两个多小时,都累得筋疲力尽,众人便坐在一块荞麦地旁休息。刚刚坐下,忽见东边又来了4辆汽车,大家连忙躲进荞麦地隐蔽好。所幸车上敌人无所发现,一阵风地驶过去了。

牟宜之判断,眼前这条公路,就是黎东公路。在这条公路两边,日军派有重兵把守,就是为防八路军的,于是众人不敢停留,急忙穿越公路继续北上。

九月秋寒,行军途中又遇到一阵雨,大家浑身湿透,夜风一吹,寒冷难当。但在此生死关头,无一个人喊苦,都只顾埋头疾行。

不久,看见前面有一座小山,半山上黑黢黢的一片,好像是个村庄,有一线灯光。这究竟是老百姓还是敌人?不好判断。若想继续走,就必须从这个小村庄经过,如果是敌人怎么办?牟宜之正犹豫间,忽听山上有人喊话:“站住,你们是哪一部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站住,不然我们要开枪了!”

牟宜之判断,这不大可能是日本人,于是站出来答话:“我们是八路军,从延安去辽县。你们是那一部分?”

上面又问:“你们究竟是那一部分?有多少人?由谁负责?”

牟宜之灵机一动,决定震慑一下对方,便说:“我们的确是八路军,有200来人,是半个营,我是营长。”

上面又喊道:“要你们的负责人上来谈话,只许一个人来,不许带武器!”

牟宜之当即就想上去,但那位年轻的黄副排长见风险太大,表示不同意,要自己上去。就在牟宜之与他互不相让之时,上面又在催了。牟宜之对杨、陆、黄三位同志说:“据我分析,这部分人可能是伪军。伪军也是中国人,有可能和他们谈判,借这条道路过去。假如谈判成功,则万事大吉,不然我就不能回来了。你们可以向西转移,越过山头,再向北走,离我们的军队可能会越来越近。希望你们要好好保护带来的一批中央文件,绝不能丢失。望你们保重,我去了。”

就这样,牟宜之抱着一去不复还的决死之心,向山上走去,一面大声喊着:“我是这一部分的负责人,我已经上山来了。我就是一个人,手无寸铁。你们不是中国人么?中国人能自相残杀么?”

山上的人喊道:“不要说话,要拍手,走快点儿!”

牟宜之当即拍起手来,但还是不停地在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手拍得稍微慢一些,上边的人就又喊。牟宜之心里想:山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如果是敌人,就会从山上压下来,对我部发动攻击,但他们不是这样,反而让我上去,这是搞什么名堂呢?他们很可能是汉奸队,如果是汉奸队,我便以大道理说服他们,让他们随我反正。最低限度,也能说服他们借这条路让我们通过。

他经历过生死战阵,此时并不慌张,相信无论有什么情况,自己都能应付过去。

走到半山,来到了对方的阵地。从一面白色的照壁墙后面,一下子涌出四五个人来,都用枪指着牟宜之:“你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到哪里去?”

牟宜之的回答依旧,并且附加了一句:“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希望大家能做到这一点。”

对方也不搭话,将牟宜之领到一间小屋内,取来马灯,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开始搜身。士兵们在牟宜之身上搜出了一个八路军的徽章和一本在延安发的小册子。一个士兵惊喜地说:“原来你真是八路军!”

牟宜之一笑:“谁还能是假的?”

一个较年轻的士兵说:“我们是牺盟决死队员,我们是狙击兵。我们是一家人啊!”

原来这几个人,是“山西省牺盟会”[7]所辖“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人员。决死队亦称“山西新军”,是中共领导下的正规部队。一场误会,才就此解除。

那位年轻的士兵接着说:“你们真危险啊!今晚九点钟,我们和敌人打了一小仗,估计夜里敌人可能再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准备狙击。这里距黎城只有十几里地,这几天敌人出动频繁。你们真够大胆的,怎么敢硬闯到敌人据点附近?你们今晚遇到敌人没有?听见枪声没有?”

牟宜之把夜行军的情况大致讲了讲。对方立刻问:“你们是不是和邓小平同志一起来的?我们已经接到通知,要查询掉队的人在哪儿?”

果真是一家人!牟宜之这才放下心来。决死队立即派人下山,把山下的那支小队伍领了上来。大家一见牟宜之,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

一路行军,众人连一口水都没喝,就向决死队战士要水喝,可是对方也没带多少水,每人只能分得几口。此时浑身的疲劳袭上来,眼皮格外沉重,大家便提出,想就地休息一晚。

但对方领队的陈队长说:“不行!这里是敌区,不要说你们这样的非战斗部队,就是我们这样短小精干的战斗部队,在这里也不能超过两天。再说这里也没有给养,连喝口水都很困难。你们还是赶快走吧,再走30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我派人送你们。”

一行人只得振作起精神,跟着向导继续北行。牟宜之看看怀表,已经是下半夜一点钟了。

如此走了小半夜,到五点钟,终于进入了根据地。向导找到了当地村干部,村干部热情地将一行人带到村办事处,帮助大家找到了房子,又烧了热水烫脚。众人拢起柴火,把衣服烤干,又吃了一顿老乡做的黄米粘粥,便放心大胆睡起太平觉来。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下午一点半,村里派出向导,带着队伍又继续北行。黄昏以前,到了129师特务团的驻地。皮定均[8]团长热情地招待大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派人将一行人送至当地区政府。在区政府,大家又见到了邓小平政委。

邓政委见掉队的同志一个不少地回来了,很高兴,特地在老乡家买了两只鸡、几斤肉,慰劳了大家一回。

多年以后,牟宜之将这次遭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给少年们看,书名是《难忘的一次夜行军》。书稿大约是在1956年写成,在他成了所谓“右派”之后,少年儿童出版社才完成了出版程序,于195712月出版,也算是“举贤不避右”了。书只有薄薄的26页,印行了15000册,销量很可观。

历尽千辛万苦,队伍终于在一个黄昏,抵达了太行山总部。

太行山总部的正式叫法,是“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八路军前指于193812月成立,设立于晋东南。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

因“前指”长时期驻在山西省太行山深处,故称“八路军太行山总部”。总部在山西境内有过几个驻扎处,此前,1938年春,总部曾转战于武乡县马牧、义门、寨上等村,4月下旬起的一年多时间里,又经沁县、屯留、潞城,最后落脚于武乡县砖璧村,又于19391011日移驻王家峪村。

但是,在《有功岂必书之碑》和牟宜之1942年《履略》中,都说此行的终点,是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辽县就是今日大名鼎鼎的左权县[9]。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八路军总部当时并不在辽县,辽县是129师司令部的长驻地,从193711月起就在此。

而查阅有关资料,八路军总部于193978日就离开了潞城县,直到10月初才进驻武乡县砖壁村,中间数月驻在何处,不详。这段时间,恰是牟宜之随邓小平一行抵达太行山总部的时候。砖壁村与西河头村,虽分属两个县,但距离并不算太远,仅有61公里路,也许那几个月,八路军总部是暂住在西河头村129师驻地的。

那是一个黄昏,队伍进村后,牟宜之看见迎面走来一位军人,身着磨得发亮的一件破棉袄,其貌不扬,但开口一说话,便极其威严。一问才知道,此人便是彭德怀!

129师部队缺少棉衣,彭德怀对自己身上硬如盔甲的棉衣,颇有敝帚自珍之意,自夸道:“满是油泥,正好挡风!”这个细节,使牟宜之内心大受触动,遂打定主意,要把自己手头掌握的资金,全部捐献给八路军129师,用以购置棉衣。

据说,那天彭德怀一见卓琳,就故意惊叫道:“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10]此情此景,牟宜之当为见证人之一。

往村子里走,牟宜之又见从农舍里出来一位妇女,衣着极为简陋,提着水桶,看样子是出来打水。这位女同志看见邓小平一行,就惊喜地打招呼,遂与邓政委寒暄起来。一旁有人对牟宜之说:“这就是康克清,康大姐。”牟宜之一惊,更为感触。

在八路军总部,牟宜之休息了20天。他后来回忆说,此期间,“蒙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位首长召我谈话及指示多次”。他与三位首长相谈甚欢。工作之余,还曾与朱老总对弈,饶有兴味。

此时,牟宜之手头有两笔资金尚未动用,一笔是在《山东日报》任经理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山东省政府拨给的经费;另一笔是在乐陵县长任上,没收贩毒财主家属送上的贿赂款。这两笔钱加起来,为数有10万大洋之巨,牟宜之全都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在这个冬天,129师的将士们终于有望穿上像样的冬装了。这个功,邓小平记住了,30多年之后,他对牟宜之当有回报。

八路军129师的部队缺少冬衣,这在朱德的诗里面,是有印证的,原诗为:

 

五绝·寄语蜀中父老

 

饮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11]

 

这首诗,据资料记载,恰是1939年冬写于武乡县王家峪村。可惜,“战士怯衣单”这一句,朱老总后来根据秘书的意见,改成了“战士仍衣单”。就此,作家邵燕祥先生认为:无论是谁的主意,这一句改得可谓“点金成铁”,把好句子给改平淡了。[12]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军委会拨给冀鲁边区的20000发子弹,也恰好送达八路军总部,总部首长便委托牟宜之带回。这批子弹,是牟宜之在重庆时,找了老关系康泽,特别为冀鲁边部队要来的。康泽在抗战爆发后,所受眷宠更甚,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复兴社总社书记和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

从太行山总部回冀鲁边,也是一段很复杂的行程,等于是“接力赛”。先由129师派部队将牟宜之送到冀南,这里,是八路军开辟的平原根据地。在此前一年,129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13]率骑兵团赴冀南,在隆平、南宫两地发展。牟宜之到了南宫,见到了宋任穷,由宋任穷派一支部队,护送牟宜之到津浦路一个火车站附近,然后,再由肖华派来的部队将他接回。

从延安到乐陵,仅中共的根据地就经过了4个,蛙跳式前进,殊为不易。当然,牟宜之也有高兴事,就是一路上见到的将星闪耀。中共高级将领坚毅的性格,给了他深刻印象。尤其对彭大将军,他非常景仰。多年以后,当文革黑云压城时,他所熟悉的将星纷纷陨落,牟宜之内心之痛楚,难以言说。

秋风扫荡鲁北时节,牟宜之长袍礼帽,一副亦官亦商模样,带着一大批文件和20000发子弹,在部队的护送下,到家了!



[1] 见对牟小白的采访影像资料。

[2] 牟宜之《由延安到冀鲁边》,原载于《牟宜之诗》第37页。

[3] 见李贺诗《梦天》。

[4] 平江惨案,发生于1939612。当天,驻湘鄂边国民党军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特务营的一个连,突然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平江通讯处”,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通讯处秘书吴贤众当场枪杀。当晚,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及家属赵禄英等4人活埋,并将通讯处财物洗劫一空。

[5] 黎城县,位于长治市东北部,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素有山西的“东大门”之称。

[6] 东阳关 在山西省黎城县东,即壶口故关。

[7]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918日在太原成立。牺盟会原是抗战时期山西省国民党地方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最终中共取得控制权,并与阎锡山分道扬镳。

[8] 皮定均(1914-1976),安徽省金寨县人。1928年参加共青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历任129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194510月,任中原军区一纵一旅旅长。1949年后,任解放军第24军军长兼政委、志愿军第9兵团第24军军长兼政委、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77,亲临福建沿海前线指挥军事演习,因直升机失事殉职,终年62岁。

[9] 左权县位于山西省晋中地区东南部,太行山主脉西侧。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反“扫荡”中于辽县十字岭壮烈牺牲。为纪念左权将军,是年9月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批准,辽县易名左权县,此名沿用至今。

[10] 见凤凰卫视专题片《永远的小平》,又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0730文章。

[11] 见早月《朱德改诗》,原载于《咬文嚼字》1999年第4期。

[12] 见邵燕祥《寒夜》一文,原载于《闲情》,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7月出版。

[13] 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历任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委,红28军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华野第三副政治委员。1949年后,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二机部、三机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七机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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