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每当听到歌曲《在太行山上》，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那就是，为了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英雄的太行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牺牲，艰苦奋斗，将自己的如火青春和一腔热血，奉献给了养育他们的伟大母亲——巍巍太行，而我的姥爷，则正是其中的一员。

1919年秋，姥爷出生于太行山腹地，黎城县峧口村的一个富裕农户家里。作为家中独苗，自然受到父母的百般宠爱。姥爷的父亲，年轻时曾走南闯北，颇有些见地，为光耀门楣，早早就把幼小的姥爷送入了学堂。可令他老人家没想到的是，这个他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的儿子，居然背着家里，于1938年，在黎城第一高小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11月，中共领导的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从而，在太行山第一次实现了共产党的完整执政。1938年3月起，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在黎城响堂铺及邻近的神头岭等处进行了多次战役，姥爷积极投身其间，为革命东奔西走，以至抛家舍业，经常一走就杳无音信。

有一年，姥爷离家竟有一年之久，经多方打听后却无半点消息。就在家人焦虑万分，乡亲们也在偷偷议论大概他已不在人世时，有一天，他却身着破旧的八路军制服，穿着一双用布带捆扎在脚上张了嘴的布鞋，风尘仆仆地回来了。父母在见到宝贝儿子的那一刻不由老泪纵横，母亲扑上去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声泪俱下地说：孩儿呀！你这是去哪坨儿了，也不知道叫人捎封信回来？姥爷却笑着说：妈，你瞧，我这不是好好儿的回来了嘛！原来，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及国民党对经济的严密封锁，姥爷和他的战友们在前狼后虎、围攻扫荡的恶劣环境下，转战晋东南、坚持打抗战，哪里顾得上传递家书。

姥爷为了革命，忙得顾不上着家，偶尔回来一趟，也总是忙进忙出的，和家人几乎说不上几句囫囵话。因他总在晚饭后出去“串门儿”，且总是熬到半夜才回家，因此，被乡亲们戏称为“熬干灯”。直到后来人们才弄明白，原来他是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动员一些人出去闹革命。在姥爷的宣传带动下，有许多青壮年就此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其中就有姥爷的两个本家兄弟，后来他们都随部队南下，离休前，一个是成都铁路法院副院长；另一个则任武汉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多年后，当成都的这个姥爷来太原探望我姥姥时，曾不无感激地说:“嫂啊!得亏是我哥引我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

1945年9月，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及配合重庆谈判成功，我军在上党地区（今晋东南），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姥爷随军参战，战后受到上级嘉奖并留在太行专属工作。土改时，姥爷家被划分为富农成分，姥爷在得知后，特地赶回家，动员自己的父亲主动把家产全部都献了出来。由于表现突出，受到上级表彰。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为此他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可此时有的进城干部，却早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急甩掉了家里的“糟糠”之妻。

某天夜里，躺在土炕上还没入睡的我母亲，听见我老姑（姥爷堂妹）压低声音，对在油灯下做针线的我姥姥说：“听说外面工作的人，眼下时新换老婆……”姥姥轻轻叹了口气，说：“可能是哇！”

1951年，母亲随姥爷先期来到太原，在干部子弟小学寄读。后来，她发现身边有些同学都有继母，就在一次姥爷接她回家时好奇地问：爸爸，为啥我们有的同学有个亲妈，还有个后妈啊？姥爷说：人本来只有一个亲妈就挺好的，像我们这样整天在外面忙工作，而你妈她们留在家里既要伺候老的，又要伺候小的，跟着我们可是受了不少累，真不该嫌是家庭妇女，做人要有良心呀！”母亲说“爸爸，我懂了”。

1952年，姥姥在伺候病重的公爹过世后，等孝期一满，就带着婆母、幼女，被姥爷一同接到了省城。

姥爷很尊重姥姥，不仅教她识字，还一再鼓励和支持她出去参加社会活动。虽然姥姥不识几个字，还是个小脚，但她却从不自卑，相反为人特别豁达开朗。也许，正是姥爷给了她莫大的勇气和力量。60年代，姥姥以她的精明强干和热情周到，被大家推选为居委会干部。

二姨自打出生后就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可怜因为长时间聚少离多，当姥爷欣喜地张开双手，迎接着这个他从未顾得上疼爱过的女儿时，二姨却怯生生地不愿上前，更是羞于喊他一声“大”。从此，在漫长的四十多年间，姥爷一直没能听到二姨喊他一声“爸爸”，对这对父女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虽然姥爷心里非常难过，可他却特别能够理解女儿，因此，从不强求女儿喊他。倒是他的老战友们每次来家，都要逗上二姨一番，要她对着姥爷喊出“爸爸”，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越是这样，二姨反倒越发喊不出来了。

我想，这许多年来，二姨在心里，肯定也曾无数次地默默喊过“爸爸”，她对一生都无法呼唤出自己的父亲，一定有无法言说的遗憾和痛苦。

姥爷为人忠厚善良，平易近人；宽宏大度，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身处哪里，人们都愿意与他相亲相近，他也愿意把一颗真心托付给真正的朋友。那时，每逢过年，来看望姥爷的战友和同志们，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往往这帮人屁股还没坐稳，下一拨人就又来了，所以前一帮人只好站起来告别，不然的话，家里怎么能够坐得下？

就算平时，每到星期天，也常有战友和同事来家里和姥爷叙旧谈心，家里经常热热闹闹，总是断不了人。每到快饭点时，姥爷和姥姥都要热情地留下客人一道吃饭，而他的老战友和老乡们，更是概不见外地把这儿当成自己熟悉的“家”，有时想吃姥姥做的“家乡”饭了，就毫不客气上门来“讨要”，比如和子饭、垆拨面啥的，彼此热络的就像一家人。

有时人们来家后不见姥爷的身影，就问：郎书记(或老郎)去哪儿了？而姥爷此时，不是在厕所打扫卫生，就又是在疏通院里的下水道。有一次，读小学的大舅正在院里玩耍，恰好碰到一个人在寻找姥爷，当这个人看见姥爷正一手握着笤帚，一手拿着簸箕往厕所外走时，不由大声惊呼：哎呀！好我的郎书记了，你咋干这活呢？姥爷爽朗地哈哈一笑，说：嗨，谁干还不一样！

每到大年三十，姥爷总要跑到单位，对没回家过年的职工们嘘寒问暖，有时还要一起和他们包顿团圆饺子。姥爷最拿手的面食就是拉面。听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小冰父母讲，有时姥爷还会亲手给他们拉面条吃，以此来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每逢这时，姥爷总是很晚才回家与家人们团聚。

我深深地记得，当我第一次和小冰到她家串门，而她父母在得知我是姥爷的亲外孙后，竟激动地对着我这个小毛孩，诉说了许多对姥爷不能忘怀的思念。当时，阿姨紧紧把我和小冰的手拉在一起，郑重地说：你们两个，一定要做最好的朋友呀！

这，就是姥爷留给我最好的做人遗产，没想到，在他逝去多年后，还有人在念念不忘着他，并把他的光环附加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中得到了他的荫蔽。

姥爷与姥姥待人都十分周到热情，邻里关系也相处得特别好，谁家有个愁了难了也都愿意和他们讲。当时院里有户姓石的邻居，刚拖家带口进城不久。有一次，他妻子不知咋的误把当月的粮票丢进火里烧了，却愁得不敢与丈夫和婆母讲，就偷偷找我姥姥诉苦。姥姥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姥爷，姥爷听了非常同情，就商量着由姥姥出面，今天一碗米，明天一瓢面的，从自家面缸里拿出来，趁女邻居下班，避开她的婆母，悄悄地塞给她，终于帮这一大家人度过了艰难的一个月。

后来，邻居的儿子，作为二舅的同事曾不止一次地跟他讲过此事，说他母亲一辈子都在惦念着姥爷和姥姥对他们的好。说实在，那个年代国家实行定量供应，能把自己家有限的口粮拿出来送给别人，这是多么大的恩情呀!

这件事，如果二舅的同事不说，那么，除了姥爷和姥姥，家里其他人其实并不知晓。姥爷和姥姥这种为人处事的方式，正体现了: 施与人，但不使对方有受施的感觉；帮助人，却给予对方最高的尊重的助人艺术，更是一种仁爱的情操。

太原解放后，因工作需要，姥爷被上级部门从太行长治酒业经营处支部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山西省税务局任秘书。后来，他又历任山西省专卖公司秘书、政治副理；山西省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兼经理；山西供销社副食局局长；山西省商业厅党委办公室主任，以及山西省糖业烟酒公司书记兼经理等一系列职务。

六十年代，给干部评定行政级别时，姥爷本已被评定为十三级干部，可他知道后，却专门找到上边，要求把这一级让给一个年龄比他大而级别比他低的副经理。这可是人们做梦都盼不来的好事，姥爷却为了顾全大局，轻易就这么让了出去。要知道，当时，十三级干部就是高干与中级干部的分界，他这一让，让的不仅仅是工资，更是待遇。

姥姥在听到别人说涨工资的消息后，就问姥爷：听说涨工资了，你涨了没有啊？姥爷却说没涨，说像我这个级别的人太多，要涨都得涨，所以没涨。直到后来在给姥爷开追悼会时，家人们才听同志们说，其实，那一级工资根本不是没给他涨，而是他把这一级主动让给了副经理王志光。所以，通过这件事情，不管是上级部门还是别的口上，抑或是本单位的同志们，只要大家一提起郎书记，就会众口一词地感叹，郎书记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啊！

姥爷病重时，有次单位派人来给他送工资。他发现多了三元，就问这三元是什么钱，同志说是奖金。他说，我不该有奖金，要是你们真的关心我，就该把这钱拿走。最后，单位的人只好把多出来的钱给拿回去了。

那个年代，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某县糖业烟酒公司采购员想让姥爷多给县里批点香烟指标，就带着一条牡丹烟找到家里，可他搞的这一出，却让本来笑脸相迎的姥爷非常生气，说，咱们这本来属于正常工作，可你这样做就不对了，要是这样的话，我不但不能给你多批，还要批评你两句呢!结果，弄得这采购员红头胀脸的很不好意思，只得怏怏地把烟又给带走了。

三姨说，当时的一幕，至今还使她记忆犹新，虽然那时年龄小，不能理解一向和蔼可亲的父亲为啥会变得如此严厉？但在她心里，从此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能要。

姥爷的一生，既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一生。更是坚持原则，勇于承担的一生。那时，不管单位有什么大事小情，他都从不争功诿过，尽可能地把自己能揽过来的事情就承揽过来，宁愿一人担责，也绝不牵连他人。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他时常忧国忧民，以至夜不能寐，常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纸烟，在桌前一坐就是半夜。有时家人一觉醒来，就会在暗夜里，看到烟头上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红光以及姥爷寂寂的身影。

当时的形势，派系斗争非常厉害，许多老干部、老同志不是靠边站了，就是被打倒了。有一次，造反派要去姥爷家乡搞外调，结果保皇派坚决不同意，说，光你们去，搞回来的结果我们不相信，于是，两派就都派人去了。当他们来到姥爷家乡时，村里人都争相念叨姥爷的好。说姥爷为了革命，抛家舍业，土改时，连自家财产都一星儿不剩地全部献出来了，平时谁家有个困难啥的，只要让他知道了，就一定会想办法接济。还有人讲，解放前，有年麦收，恰好姥爷从外面回家探亲，路过自家麦地时，看到有的乡亲正在地里捡拾麦穗，他就把成捆的麦子抱给人们，叫他们拿回家去吃，看到有的人不好意思接，他就爽快地说，这就是点粮食么，谁吃了还不一样。乡亲们围着去调查的工作人员，纷纷问拴成身体好吧，说他自从上了太原，忙的都没时间回来，嘱咐搞外调的同志，回去一定要给拴成捎个好，让他多注意身体，有时间常回家看看，乡亲们都惦记着他呢！当时的场景，使外调人员都被深深打动了，回来后，都给与了姥爷很高的评价。

文革时，有一次某部门的造反派，派人下来调查某同志，其实姥爷根本就不认识此人，可不知造反派从哪得到的这个错误信息，对着姥爷一通逼问，最后，恼羞成怒地威胁：要是不给我们出这份证明材料，就把你这个当权派也打倒。但姥爷却始终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个人，咋能随便给人写出不符合事实的证明材料呢？我这既是对党负责，也是对这位同志负责。面对姥爷斩钉截铁、毫不退让的态度，造反派气急败坏却无计可施，最终，也没能得到姥爷的只字片语，只好在丢下几句恶狠狠的威胁后走掉了。

我的姥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无愧于党多年来对他的精心培养，在党历经磨难的特殊时期，依然能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他已把对党的无比忠诚和信任完全融入到了他的生命里，把个人得失荣辱则完全抛在了自己的脑后。所以，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他才会被广大干部群众评价是一个清正廉明、胸怀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的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应该就是人民群众对姥爷最至高无上的赞誉了。

姥爷一生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所以，在工作和学习上，他对工作人员的要求特别严格。

据邻居高姥爷讲，姥爷不光在工作上严于律己，而且，对新分来的大学生也非常严格，他希望他们都能尽快成长起来。因此，对每个新进单位的年轻人，他都要亲自进行谈话，了解他们的个人情况和思想动态，并要求他们每人都要写上一份材料，谈谈他们对今后工作的打算及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他发现人才，选拔干部的一条渠道。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了解，通过组织部门，将其安排到合适岗位，以求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虽然姥爷在工作上对年轻人严格要求，但生活上对他们却关怀备至。有一年，有个叫秀英的中专生和姥爷一同被派去下乡，姥爷觉得她年龄小，又刚参加工作不久，因而，对她很是照顾，秀英为此很敬重我的姥爷。姥爷病重时，由于前来探视的人非常多，医生叮嘱家属说：来探视的人，还是由家属接待一下，就不要见病人了。秀英听到后却哭着不肯走，说她非要见郎书记一面不可。医生说，他已经没有精力和你说话了啊！可秀英哭着一再坚持说，我就看看他，不和他说话，行吧？

姥爷在工作和生活上对待同志们是这样的，对他的儿女们也都一视同仁。他对年纪稍长的我母亲和姨姨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要求特别严格，但在生活上又非常细致入微。

大学一年级时，母亲曾写过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放在桌子上。姥爷看见后，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什么文章？连中心思想也没有，拿去重写。后来，在她修改完让姥爷重新过目后，这篇文章才算过了关。

1965年，母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河北省抚宁县。作为家中长女，她想留在父母身边。可是姥爷却对她说：“要听从组织分配，革命工作在哪都一样”。并且语重心长地嘱咐我母亲，你就要走向社会了，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两点，一，不要犯冷热病。不能高兴了就干工作，不高兴了就摔耙子，要踏踏实实的工作。二，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能在背后议论领导和同志。母亲从此牢记姥爷的教导，一辈子严于律己、踏实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舅舅们小时候，最怕姥爷检查作业了，如果是学了不会还可，姥爷会让姐姐们给重新讲一遍；如果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犯的错，姥爷就会扳起一张不再和蔼的脸，默默地瞅着他们，他们就会赶紧乖乖地趴到桌子上去改作业。二舅说，其实，比起打骂来，这不打不骂，更让他感到害怕和不安。

因此，除了母亲和二姨是文革前的老大学和中专生，其他姨姨舅舅们，也都在文革后，遵照父亲的遗言，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取得了大中专毕业文凭，并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甘于奉献，终于不负姥爷的希望，都成为了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姥爷对儿女们的爱，就像一盏明灯，始终温暖和照亮着他们前行的路。

在母亲姊妹们的记忆里，平时姥爷总是忙于工作，很少进厨房，但只要有空，他就会亲自动手给家人改善生活。有年暑假，母亲没有从河北回家探亲，后来她听家里人说，姥爷知道她不回来后，就让姥姥赶快给她做好棉衣寄去。姥姥说：怎么这么早就寄棉衣呢？姥爷说：那里冷得早，还是早点儿寄去吧，她什么时候需要穿，随时就可以穿了。结果，母亲不但很快收到了夏装，而且连新做的冬衣也一起收到了。

对全家老小来说，姥爷就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参天大树，有姥爷在，大家心里都感到无比踏实。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样朴素而温馨的生活，并没让母亲他们能一直沉浸下去……

1963年夏，姥爷的血压已经高到了180。领导叫他去晋祠疗养，但他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也没能去成。

后来在姥爷的追悼会上，家人们才听姥爷同事说，有时会议中间他就不舒服了。但他却从不愿意耽误工作和同志们的时间，总是坚持着把会开完。

姥爷病重期间，为不耽误太多人的工作，坚持不让单位派去的职工陪侍，也没让家里通知身在外地的我父母。因为，其他子女才上小学和初中，所以，当时陪侍他的子女，只有二姨一人。二姨说，那时姥爷每天都要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坚持读书看报，时刻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姥爷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

每当病痛折磨得姥爷面色蜡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的时候，他都紧咬着牙关，绝不肯哼出一声。来看护他的亲友都说：要是难受，你就叫出来吧！可姥爷却总是闭着眼睛，轻轻地摇一摇头。姥爷住院时的主治医生，是省中医研究所的平大夫，尽管他和姥爷是医患关系，但他却被姥爷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了，俩人竟然成为莫逆之交。平大夫曾对二姨说：我看过那么多癌症病人，最后都被疼痛折磨的又喊又叫，可是你们的父亲，却从来都没有哼过一声，真是让人佩服！这么好的人，我们一定要请最好的专家来会诊，想办法把他抢救过来。可惜姥爷却早已积劳成疾，病入沉疴，实在没有了回天之力。在姥爷弥留之际，姥姥曾问过他:如果你不在了，我和孩们可咋办？姥爷回答说:放心吧，有组织和国家呢！

1969年6月9日，我最可敬爱的姥爷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离开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岗位及挚爱他的亲人们，享年49岁。在姥爷告别人世后，平大夫红着眼圈十分痛惜地对我母亲姊妹们说：你们失去了一个好父亲，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啊！

姥爷去世后，他所在的单位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当时上级部门也派代表前来参加，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郎拴成同志，一生胸怀坦荡，清正廉洁，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他实事求是，办事严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群众，谦虚谨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忠诚，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深受群众的爱戴……

在姥爷的追悼会上，好多人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他们为失去他们敬爱的好书记、好经理而情难自已，更为英年早逝的姥爷感到无比痛惜。

曾和姥爷一起战斗过的在并老战友们，也专门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追思会，以寄托他们对姥爷的战友情谊和无限哀思。当时，有好多老干部不是被打倒了就是靠边站了，没有办法前来吊唁，但在他们重新获得解放后，纷纷来到家里慰问家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在提到姥爷时，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数度哽咽，有的老战友竟至泣不成声，哀恸不已……令人欣慰的是，就在姥爷回到生他养他的巍巍太行途中，他曾经为之战斗、工作过的地方，也派人为他敬献了花圈。当姥爷终于魂归故里，安详地静卧在故乡的山水间时，有些老人在他的灵前哭诉着说:老天爷呀，你咋就把这么好的一个人给叫走了，他是公家人，我是没干才，还不如叫我替他去了哇！

所以说，姥爷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真的是被世人所敬服，从而，也给人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典范。姥爷的一生，忠实的践行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紧紧依靠群众，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因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如果姥爷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回到了太行母亲的怀抱而感到无比欣慰。 

面对姥爷的革命及工作经历，我在思索、在揣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一个18岁的青年，毅然放弃家中安定的生活，甘愿冒着抛头颅、洒热血的危险，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

我想，正是源自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巍巍太行的赤子情怀，才使得姥爷和他的战友们，在面对破碎的山河和外敌的入侵时，抱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坚定信念，将自己的生命弃之于锋刃之端，并以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太行精神”，浴血奋战在抗日的战场上，以自己的青春、智慧、热血和生命挽救了自己的国家。也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最终，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解放后，姥爷又肩负着对牺牲战友们的深情和思念，带着他们未竟的遗志，积极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战斗，无论怎样地忘我工作，对他而言其实都不为过，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他已经得到了很多。

虽然，英年早逝的姥爷，身后并没有给我们这些儿孙们留下一丁点儿物质财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分明是精神上的无形资产，那就是无比高尚的做人品德。姥爷的言传身教，使得他的儿女们，自尊自爱、奋进务实；认真做事，踏实做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而他的孙辈们，更是承祖上的庇佑，靠自己的努力，专注学业，读研读博；立足本职，与时俱进，最终，在辛勤的耕耘中，各自迎得了专属于自己的一片春天。

纵观姥爷的一生，可以说，是从政不为己，掌权不谋私的一生；更是为党为人民忠诚担当奉献的一生。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纯粹出自于他的赤子情怀。也许，因为他觉得他的革命经历对他而言，都是些最为普通不过的事，所以，从不对儿女们提及，偶尔也只是在教育儿女时，会带出只言片语。也许，深藏起自己曾经的那些功名，就是他对自己最好和最后的要求吧！

虽然，姥爷是这样做的，但是，作为他的后世子孙，我们却不可以忘记他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因为，他高尚的人格和品德，非常值得我们为他骄傲和自豪，更值得我们由此来秉承他的风范，世世代代地传承和学习。

 作者简介： 施红岩，微名：杏花微雨，文学爱好者。闲暇时喜欢读书唱歌自由行、诗画厨艺兼女红。希望用读书和行走来丰富自己的灵魂，用文字和画笔记录曾经历过的美好，并留作人生的一份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