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建 芳

1938年春天和1939年8——12月，日军两次占据黎城县县城，虽是两度短暂的盘踞，但其大小扫荡却难以计数，期间灭绝人性的罪恶深深铭记于百姓们的心目中。生于1931年（83岁）的张国胜老人，以其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在靳家街村的残暴行径。

              初 见 屠 杀   百 里 逃 反 

 回忆起七十多年前的1938年，那可是最难忘的一年。当时我刚满八岁，这年的正月十五至十八，日军第一次进攻黎城。在东阳关受到国军（川军）47军178师的据险狙击。在正面进攻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日军绕路到秋树垣，由民族败类、大汉奸高承租引路经高石河村袭取山皇脑高地，直达白岩寺脑。然后兵分两路从庄头、元村向县城进犯。路经靳家街村时，先从高崖垙之岸到后底沟，将在那里窑洞中逃难的村民搜出并劫持。我当时随家母和邻居们也在其中，日军让我们排成小队逐个搜身检查。我邻居堂叔张树生哄着日军说：“统统都是良民啊！”就在此时，一个日军把一名少妇拽进另一眼窑洞里强奸。之后，便把我们集中到后沟巷我二祖父张根松（崇德之父）的院内。几个士兵先把在窑里烧香拜佛的火巷道、台北等村三人开枪击毙，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向院中我二祖父张根松的背部刺伤，同时开枪射杀一外村香客张连奎。另有一士兵持枪瞄准，击中正在南墙隔壁院里行走的、我祖父张木松的头部，当场身亡。幼小的我亲眼目睹了五名无辜者惨死于血泊之中，其中就有我家两名亲人一死一伤。他们还大打出手，将集中在院内的百姓伤残多名。全场生还者惊恐异常，瞅日军退去的当儿，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逃难。

第二天，日军开进县城，因我父母亲需留在家照看不满一岁的妹妹以及祖父被杀、祖母病重等事宜，便把我托付给叔父张俊德和婶母杨巧焕两口，我父亲牵出家里的毛驴，让我婶母和我骑上，叔父在后面赶着驴，到北山逃难。沿着崎岖山路走了一天，傍晚到了西井九龙山下的柳渠寺落脚。寺里有一个守寺多年、50岁左右的老者叫赵太和，是我老舅。他接待我们安下身来。我老舅是庄头村人，因家庭贫困，出家来此看守寺庙多年，平日里除了打扫庙堂、添盏供神、开关寺门外，自己动手，在寺庙的周围种了一些地，用来自给自养。生活虽然清苦，但也算有个自己安身立足之地。我叔父帮老舅打理庙堂、种地，我婶母仁慈好客，常带着我到邻近的小豆洼、杨家洼和南窑寺等地串门访友，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一天，忽然听说日军就要来了，这里也不保险，老舅就打发我们到下赤峪村他的好朋友家暂时躲避了一段。又有一天晚上，人们传说日军到了西井，我们又连夜上了逃难之路，绕着山坡小路，向东北方向逃生。好在时值春夏之交，天已暖和，在一个山顶较平坦的地方打开铺盖躺下，由当空的明月、身边拴着的毛驴、远处鸟儿“我儿戳夺、我儿戳夺”的鸣叫声伴随着露天休息了一个晚上。天明下山，来到赵姑村讨饭要水。待日军走后又返回柳渠寺。就这样担惊受怕、度日如年地漂迫了近半年之久，回到靳家街家乡时，已是秋收季节了。

             日军再度进村  家里住上鬼子

1939年7月，五万余日伪军分九路进攻太行抗日根据地。8月7日日军从长治、涉县两路夹击黎城，二次占领县城，并在东阳关、停河铺、赵店、靳家街等邯长路沿线村镇设立了据点，企图长期盘踞县城。我们靳家街据点住着日军的高炮部队，其总部设在前街巷的张子和（土德)家院，除南崖巷外，村里各街巷的庄户家里，大都住着日本兵。王晚臣、张崇彦等家里集中设着伙房。还把王乃旺等临街家户改成澡堂，在其后墙角挖凿通下水道，污水满街流淌。在南崖、东坡垴、前街、北石坡垴、土寨等制高点和交通要道口设岗楼，岗哨昼夜把守。土寨上还挖了战壕、坑道，架设大炮、机关枪，每天早晚定时向北山方向的山皇脑、山遥头、洪井等八路军、县政府的机关驻地打炮示威，村民被搅得鸡犬不宁。

村中各个隘口以及通往李堡等村的道口设重点哨口，村民进出村子，都必须验查“良民证”。

日军为了长期立足，强迫村里成立维持会。为了村民们的安全，张廷良老人主动出任维持会长。他表面上讨好日本人、不让村里人受鬼子的欺负，实际上为八路军、游击队通风报信，传递情报。所以经常遭受鬼子的打骂、欺侮，他圆滑的周旋能耐深受村人的尊敬和爱戴。

这次日军在村里折腾的时间比较长，前后四个月。日军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表面的形势稍有缓和，村上的人又怕耽隔了农事，外出逃难的，部分陆续返回。我家的人这次未外逃，因奶奶病重过世，正筹办丧事。奶奶的遗体就停灵在院内北屋，一队日军前来查看，为首的头目到灵前掀开死者的蒙脸纱巾看了一眼，咕噜了一句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看他的表情是：明白了。治丧中，不敢按传统规矩办事，没有用音乐团、也不敢放声哭，悄悄地出殡安葬。

发丧期间，要磨一些米、面供食用。那天，我和母亲用牲口在院西南角的磨上磨面，忽听得有人推大门喊叫，母亲赶忙让我跑去开门。门还没来得及开，就看见一名个子矮小、脸腮长满络腮胡须的鬼子扒墙而来，走到簸箩前，用他事先准备好的布口袋，装满刚磨下的白面，扭脚返身出了大门。我母亲低头叹息，我却好奇地跟了出去，只见他到桥南边树上解开拴着的大黑洋马扬长而去。

日军在村时，大都是和庄户同住一院。如我家和邻近的王晚臣、张荣彦、张崇德等家里都住了日军。大人们对鬼子躲闪避让、唯恐惹怒他们，为家人招来杀身之祸；而小孩子们则对他们是既害怕又好奇，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高丽即朝鲜人）也常逗小孩们玩。当时王晚臣、李保喜和我三人同龄，曾是较亲密的小伙伴。李保喜是城内我老姑家来此逃难的，他有残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是个瘸子。张荣彦的院子有日军的伙房，一天，我们三人到他家玩时，正饮酒取乐，其中一个想看李保喜跑时一颠一颠的样子，就朝李投扔酒瓶和罐头追赶，逗得众日军哈哈大笑，他们高兴了，就送给糖块、白糖、食品等让我们吃。

八路军、游击队对敌不间断袭击、伏击，使敌日夜不宁。

直到12月的一天晚上，日军开饭很早，回来就打包行李，忙活了一夜没得安生。待到黎明东方天色发亮时，开始集合。一日本兵对着我们住的屋子连声高喊：“啊说阿你（谢谢）……”我二祖母随声应答：“啊你啊你（再见吧）！”我从梦中惊醒，大人们悄悄地说，日军可算是走啦。 

              焚烧福盛寺   血洗日旦院

1940年以前，在靳家街村北垙不足一里地的李堡村地段，有一古建筑群，名叫福盛寺。该寺创建于十一世纪的1199年，距当时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建筑规模有十多亩，一进三串院里共有大雄宝殿、角殿、转角楼、钟鼓楼、厢房以及民房等七、八十间。寺院鼎盛时期有僧人30多名，耕牛10余头，耕地80多亩。僧人多靠种地为生，寺庙建筑宏伟，殿内香火旺盛。

抗战爆发后，宗教活动大为减少后，这里开始成为八路军和抗日军民的活动中心。开会、集会、演戏等活动经常在宽敞的寺庙中进行。

1940年11月，日军受我“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后恼羞成怒，疯狂地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报复性“大扫荡”。在“扫荡”完中街、停河铺、东西黄须、霞庄、元村、庄头等村后，向靳家街进犯途中，路经福盛寺。听说此地曾有过八路军活动，便一把大火将整个建筑化为灰烬。

据张老回忆，在日军来扫荡的前几天，村人就开始躲藏了。他随母亲、堂叔（张崇德）、堂婶（张本胜母）这几日就躲藏在南隔墙张日旦院。同时在那里的还有张日旦老俩、儿媳李氏、女儿、女婿及其所带的五个外孙和一个外孙女。他家院内有土窑两孔、南房三间。靠北的一孔是专为坚壁清野所用的“窑套窑、再套窑”的窑洞，即：前窑高而不大、后窑深长而不高，中间垒一土坯墙隔开，在底部留有一米高的小门，能供一人爬着进出存取东西。小门口外专门放置一个大橱柜作为伪装，遮挡住门洞。

这天吃过早饭，他们还像往常一样集中在了一起，由张日旦老俩在洞外瞭望放哨，其余的十几个人全部钻入洞中躲避。呆了半晌没有情况，嫌窑内憋得慌，就钻出来到院中放风透气。傍午时分，堂叔礼德跑到窑顶高喊着：“日军在停河铺、中街等村烧房点屋，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快都出来到村外躲躲吧，万一他们也来咱村烧房可怎办啊……。”随即礼德之父进屋把其一家老小都叫了出来，临走时，张日旦闺女还送出来说：“你们走吧，我们全家人不走，死也死在一起。”

然而，当张国胜跟着堂叔等十多人跑到庄头村南沟时，迎面碰上了日军的扫荡部队。逐个搜查、放行后，张和叔、婶三人折向元村河沟时，一鬼子从后追来再次搜查，横枪拦下张礼德，并朝其胸前射击。媳妇闻声返回来时，张礼徳已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张媳放声大哭，鬼子却若无其事地回到岸上继续站哨。等到家人赶到抬上返村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张礼徳在半路上断了气。

张国胜回村后，立即跑到张日旦院。只见院内一片火海，刺鼻的人体烧焦味，熏得人们难以靠近。窑门口张日旦老俩和李保喜的奶奶（城内正街到此逃难的）三位老人被铁丝捆着，人形模糊、面目全非。身边架着的许多干柴正在熊熊燃烧，火乘着人体流下的油，助长大火越烧越旺。靠西墙角的梨树池旁，张日旦四五岁的外甥女（系春花之女、李堡村人）也遭枪杀，躺在血泊中死亡。再看藏人的那孔窑，浓烟火苗从门窗口直向外窜，后窑底藏着的一家七口（张日旦的女儿、女婿和五个外甥）在燃烧着的橱柜阻挡下，钻不出来，窒息而亡。屋里屋外，十一个鲜活的生命顷刻间变成形状各异的死尸，其状惨不忍睹。十来岁的张国胜当即被吓得嚎啕大哭。至今，73年过去了，每当老人忆起当年在现场所目睹的惨状时，仍历历在目、唏嘘不已。

从1938年正月十八到1943年五月，日军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将靳家街村的房屋大部烧毁，先后共有26名平民惨遭杀害，其中男人19名、女人7名。包括8名外村人（5男3女）。

                                    （根据张国胜老人回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