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巧兰，小名叫小兰。1930年生，今年84岁了，我娘家是岩南、婆家是新庄人。回想起抗战那个时候啊，那可真是个怕。从1938年正月十八到1943年夏天最后一次大扫荡的五年中，每年受到好几次烧、杀、抢、掠，可以说成天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老日军上来时，我还在岩南的娘家，不光记得清楚，还被抓住过两次，所幸的是靠自家亲人周旋相救，才从日军的枪口下逃脱。

第一次是1939年的九月十三清早，我父亲外出不在家，光我妈和我姐妹俩在家。不知甚时，日军搜找八路军已包围了全村。我姐正在厨房烧火做饭，只听得外面人喊狗叫，到处都是砸门叫唤的声音。我家的门质量差，很不经砸，只两三枪托就砸坏了，一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上了刺刀的枪进了院子。我妈一面招呼我姐快藏，我姐就势钻进一捆柴火的背后，不敢出声。一面拉着我从家里走了出来。刚走出房门，鬼子就迎上来，用枪指住我们娘俩吼叫了一阵，我们只听得有“不要动”仨字，其余的一点也听不懂。我母亲赶紧拽住我的衣襟，一起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祷告着：“老总啊，绕过我娘们吧，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活像在庙里祈祷菩萨、老爷一样。鬼子当然也听不懂咱说的话，但从动作上也能理解大体意思。就在这时，一个“黑狗子”押着隔壁我大伯进来了，只见我大伯用一条扁担担着一个包袱和半袋白面。“黑狗子”随手把大门闭上，叫我大伯抓满院子里跑的鸡。我大伯一看我们娘俩的情形，立刻明白了，就放下扁担过来跟鬼子比划着说，让我们帮助抓鸡。鬼子眼珠子转了几下把枪收起来，朝我妈摆了摆手。我妈立即拉上我把我家的五只鸡全都抓住，并用绳子捆好，放在房檐下。鬼子看着我们抓鸡很辛苦、也好笑，一边“幺西幺西”的叫，一边跟黑狗子喊叫了几句。黑狗子点头哈腰一阵后，过来让我大伯全部拾掇在担子上，给他们送到铺上。这样，敌人押着大伯走了，我们才得以解脱。

第二次是1943年最后一次扫荡，我妈和我姐先拿了一些简单的行李跑走了，我父亲杨宝山藏完东西后，拉上我刚出了大门，就看见外面山上都是日本人。我们调头往草昏山上跑，被山上下来的日军逮了个正着，我父亲又跪下磕头央告，但无济于事。他们用枪逼着抓来的二三十人集中去旺北村开会。我拽着父亲的衣襟，紧紧依偎着来到一个大场上。我也没听懂他们训话的内容，散会后，一个鬼子和一个“黑狗子”逼着我们父女俩下往城里走。转到陈村时，黑狗子进村找东西去了，我们还一直走。父亲又指着我央告鬼子说：“咱们把她扔了吧，她还小走不动的。”这次鬼子虽然没吭声，却朝我摆了摆头，父亲赶快给我使了个眼色，我马上扭转身，拼命向山里跑了回来。那个“黑狗子”挑着包袱赶上来，发现我不在了，就问父亲把我弄到哪儿了，父亲如实作答，“黑狗子”便拿上烟袋，狠狠在我父亲头上敲了两烟袋。后来，父亲在城里给日军喂了几天牲口后，被寻机偷跑回来了。

这次扫荡，我们家虽然房子被烧了，但人还是都在了。我伯父一家就惨了，伯父家的儿子和孙子都被抓去杀害了。他的儿子当时三十来岁，孙子才十来岁，尸体在暴家脚的庙院里找到的，身上扎满了血窟窿不说，还架起柴火，把尸体烧的只剩下短短的一截，其状惨不忍睹啊！

                                    （吴建芳根据杨巧兰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