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光（字仁之）曾名银生，山西黎城停河铺乡停河铺村人，1922年十月十五日生。1937年随其在阳城任国民政府北次营区区长的叔叔刘双魁在北次营完小念书，同年底参加八路军，南征北战。解放后在北京航校工作，是黎城在外高寿健在的一位老革命。2014年12月28日，因赴京参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山西黎城东阳关抗战英烈纪念园筹建恳谈会，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广兴和政府原副县长刘培端有幸于29日在北京刘老家里采访了刘老。刘老虽已93岁高寿，但身体很好，思维敏捷，喜欢书法，笔耕不断，采访结束后还送给孙广兴和刘培端各一幅书法。刘老曾两次进抗大读书，不仅谈到了抗大一分校与总校在黎城合并的历史史实，还与齐心的大姐齐云、姐夫魏建有过多次工作交集。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刘   光    

十六岁参加八路军纪实    

    一九三七年我在阳城高小还没毕业，就爆发了芦沟桥“七七事变”，日寇大举攻占我北平、天津，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当时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还没上战场就溃不成军，在乡下四处乱窜，大肆抢掠，老百姓都很害怕，纷纷离家出走躲反逃难。37年冬我跟着叔父一家人在逃难途中，恰巧遇到了八路军晋豫边区干部学校招收学员，为部队培养文化教员、文书。我当即报名参军，毅然选择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我当时十六岁，参军条件也很简单，当面谈话，当面填表，当面录取。

干校驻地在阳城县黄河李疙瘩村，这是一个深山区，羊肠小道交通不便，很少有人走出过大山。抗日民主县政府当时也驻在这个村子里，看样子也没多少人。

我们干校有两名教官，男的叫魏建，女的叫齐云，夫妻俩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年轻的共产党员，着装朴素大方，知识渊博，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把革命道理讲的非常生动有趣，每个学员都很钦佩，把他们的言行视为学习的榜样。

    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军装，没有课堂，没有操场，没有器材，集体游戏就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大家围个圈儿席地而坐，丢手绢儿，击鼓传花，谁输了谁就出节目，大家都很开心。每顿吃的是陈仓谷小米饭土豆菜，干部学员都一样。参军不久就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元旦和春节。干校虽然没有发军装，但每个学员都领到一个方形白底蓝字，在椭圆形里有“八路游”三个字的臂章，带上都觉得很光荣。当时晋豫边区司令员是皮定均。

我们的操场和课堂就是老乡的打谷场，最喜欢齐云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抗大校歌、我们在太行山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八路军军歌、黄河三部曲、游击队之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延安颂。每首歌词都是生动有力的革命爱国主义内容，给人以方向，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快乐和文化享受，尤其爱唱那首抒情柔美好听的“延安颂”。每天大唱革命歌曲，整个干校生机勃勃，这本身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村里老乡们也特别高兴，看我们唱歌，对他们也是史无前例的新鲜事。

    日军因交通不便，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阳城县基本上早已是一座空城，没占领多久就狼狈撤退了。抗日县政府进城后不久召开了公审大会，审判大汉奸维持会会长王茂林，当场公布了他卖国罪状后被拉出去执行枪决，看到大汉奸的如此下场真是大快人心。这次公审大会，干校全体学员也都参加了，那天早早吃了早饭，就集合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急行军，按时到达会场，亲临其境参加了公审大会，会后还参观了已被没收的汉奸的豪宅大院，大家都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干校有个图书室，书籍不足300册，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箱子里，大家最爱借看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哲学》、《红军长征故事》等。图书馆负责人叫袁克勤，是山西晋城人，大学生、共产党员，还负责领导“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党的青年外围秘密组织），他还兼刻蜡板，油印材料的工作（如印歌片）他让我去帮助管理图书、编号、借阅、油印材料等工作。

    在此期间，他介绍我加入民先，并对我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教育，使我提高了对革命对共产党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我有了迫切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

   这就是我参军在晋豫边区干校生活、学习、工作的简单情况，也是我参加革命终生难忘的起点。

一段难忘的经历

    一九三八年初，干校介绍我到长治民族革命中学继续学习。

    长治市是山西省一个行署的所在地，原名潞安府，地处太行山麓，矿产丰富，工商、文化和交通都比较发达，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民族革命中学是当时第二战区长官、山西省省长阎锡山为了培养当地政府和抗日救国群众组织的干部而创立的，长治行署专员戎伍胜兼校长。当时，杨献珍为行署秘书长。校址为原长治市中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很好。刚从干校走出大山，来到一座大城市的学校，当我第一次坐在电灯下看书学习，用上自来水洗脸刷牙洗衣服，真感到是一种新的生活享受，非常幸福。

    民中的学员，都是来自长治地区各县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具有初中上下的学历，爱国热情十分高涨。教职员少部分是国民党，阎锡山的同志会委派的特派员和教官大部分来自薄一波创建的“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其中不少人都是共产党员，有些就是薄一波代表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谈判被无条件释放出来的政治犯。我们班的政治指导员卫佐周，闻喜县人，年龄不到四十，曾当过中学教员，他在狱中被折磨的有一只眼睛已完全失明。他谈话很有亲和力，很受学员们的欢迎，他就是个被放出来的政治犯，共产党员。在民中党的组织党的活动都是秘密的。我们很想知道他被捕坐牢和斗争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从来不吐露半点信息，我们也就不便多问了。

    民中的教学内容还比较系统，方式也比较灵活开放，不同观点都可以讲，可以讨论，甚至是辩论。课程有：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近代史（重点讲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四一二清党运动等），政治经济学，唯物论和辩证法，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有阎锡山编写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通过几个月的学习，自己还真感觉学到了不少理论知识，对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区别，以及什么是唯物论和辩证法，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增强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的教学内容，是由阎锡山委派来的教官主讲，讲的是“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学员们常常当堂提问：你说的那个社会还有没有地主资本家剥削？地主和资本家是不是不劳而获，那还怎么按劳分配呢？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国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为什么不认真实行？国共合作统一抗战，为什么国民党还反共，老搞摩擦？这些尖锐的问题，往往问的他张口结舌，很难做出令学员们满意的答案。反而说民中学员是被赤化……。教学矛盾日益尖锐，后来甚至发展到罢他的课，驱逐他出校，把他的行李扔到校门外。阎锡山知情后大为不满，责令专员戎伍胜亲自去学校处理，召开了全校人员大会，批评学生罢课驱逐教官是过火行为，今后绝不允许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就这样，学潮表面平息了，但进步与反动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并未停止，只是在斗争方式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公开的和秘密的结合进行。学潮过后，在金秋十月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班同学刘臣龙、苗天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指导员卫佐周是支部委员，   上级批准后是他找我谈的话，通知我已成为正式党员，要求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严格保守党的秘密，没有谈到交党费的问题，那是谁都没有钱。

    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所迫，民中提前结业，全体学员都由组织统一分配了工作。大家都积极服从分配，没有一个讲价钱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我和一部分同学被分到五专区民运工作队。当时指导员卫佐周告诉我，党的关系统一转到地委杨献珍那里，到时会有人主动找你联系，但具体是转到哪里？什么时候由谁来找我，他也说不清楚。鉴于当时斗争的复杂环境，离开民中时党组织也没具体布置任务，就凭着自己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自觉地尽一个党员的义务，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开始不太明白，后来才领悟到，这可能就是地下党员通常的一种活动情况。党的关系是很容易失掉联系的，因为你只能等待。

总之，在民中的时间虽短，但收获颇多，在火热的革命生活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生难忘！

    我是一名民运工作队队员

     1938年，粉碎了日寇五万多兵力对晋东南第一次大扫荡之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进入一个暂时稳定发展的快车道。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壮大。1939年，日寇又急忙集结大军，准备沿长邯路对晋东南长治地区进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的大扫荡。

    此时，蒋介石、阎锡山的中央军和晋绥军也经常挑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共活动和军事摩擦，明说抗日，实则反共。国民党还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制定了“融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秘密组织“敌区工作团”派遣特务情报人员，刺探我党军情报、暗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公开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收买地痞流氓围攻我牺盟会和抗日民主政府。策动地主富农抵制和反对我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经济政策。晋绥军孙楚的部队和中央军孙殿英的部队，经常在我周边地区挑起军事摩擦，叫嚣着要向共产党收复失地。在晋西南孝义地区、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动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十二月事变”，屠杀我共产党员、进步人士400多人。彻底暴露了这些联日反共顽固派的真面目。我党我军针锋相对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长治民中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于1939年 月提前结业，全校学员进行了统一分配。大部份分到了行政五专区民运工作队，少部分人参军到八路军工作团，为了抗日救国参加革命，没有一个人不服从分配的。

     我被分配到负责长子、屯留、高平三个县的工作队。经短时间集训，各队分别由一辆马车拉着，队员每人一个背包，就奔赴工作地，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民运工作的任务是：协助当地民主政府、群众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青救会、民兵和支前的担架队、运输队，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一切为了抗日支前。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工作队就是宣传队，工作方式灵活多样，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群众需要，办夜校、扫盲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写大标语宣传备战反扫荡，宣传空室清野，不给鬼子留一粒粮……。

     工作队最大特点就是，每天的生活、工作都和群众在一起，为群众服务。在工作队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深切体会到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是我党的最根本的事，谁脱离了群众谁就只能失败。

     为了准备应对更严峻的政治形势，党组织决定组建太南战地青年工作团，到周边地区开展工作。当时工作队总领导人魏建同志（我在干校学习时的教官）通知我，组织决定派我先到太南地委党校短期学习。当时党校并没有多少人，从衣服穿着上看，有的像牧师，有的像商人，有的像学生。党校有最严格的保密纪律，不允许个人之间姓名、职业、籍贯、家庭情况等情况的交谈，学习内容主要是当前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党的基本知识，地下工作的纪律，绝对保守党的秘密等。

     我的入党仪式也是在极其秘密的环境下举行的。一个寂静的晚上，山村里有几处闪烁着的灯光，靠村西头有一处小院儿，其中的一间点着一盏油灯，光线很暗。我进去时，里面已经站着几个人，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面孔都看不清，谁也不说话，也不去看对方，只是等待着。窗户用被子遮着光，墙面上挂有一面镰刀斧头的党旗，我们举手宣誓时，每个人声音都很低，也没有唱国际歌，整个过程时间很短，为的就是保密和防备敌人奔袭。在整个宣誓过程中，印象深刻终生难忘的誓词就是：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严格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

     党校学习之后尚未回到战地工作团，魏建同志又通知我直接去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学习。当时抗大的校长是何长工，校部就在附近神郊村大庙里。

抗大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         

    “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这是抗大校歌的歌词，唱出了抗大学员革命的历史责任。抗大的前身，在红军和苏区时期叫红大，在延安抗日时期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红大和抗大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军政干部的大学，也是无数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

    我有幸去抗大一分校学习，正是实现了我美好的梦想。当我拿到太南地委党校介绍信，背起背包就到附近壶关县神郊村大庙抗大校部报到，我被分配到了政工队学习。

    当时一分校校长是何长工（后任我重工业部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等职）。分校下属有军事大队（多来自部队）、政工大队（多来自地方）、还有一个女生大队。我们队的队长张江霖是位老红军（后曾任青海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指导员王千祥，下有三个区队长。我们驻在离校部很近的一个山村里，虽是政工队，但抗大学员一律都是军人待遇，从内务着装、礼节条例到军事训练，从立正稍息到各种姿势射击、投弹、侦察、利用地形地貌进行班进攻…，一切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并进行考核。每个训练科目，都是由队长、区队长负责进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的校风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为了备战，队里还经常在半夜或黎明前，突然搞紧急集合。各班不准点灯，不准大声说话，迅速打好背包，带好武器（主要是手榴弹带）、米袋子、个人生活用具和书包，集体到集合场，看哪个班能最快到达。然后全队拉练急行军，连跑带走一两个小时，天大亮到达目的地，进行讲评各班优缺点。有时还要求把个人背包彻底打开检查，晒晒太阳（其中用意至今也不完全理解），直到完成训练任务后，才返回来吃早饭。这就是为了实战，平时进行的训练。

     有一天，班里来了两个南洋华侨学员，一个姓史，一个姓钟。他们原来是去延安上抗大，因故，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一分校。他俩每人带着一个大行李箱，在班里都没地方放，被子又厚又大，怎么也叠不成一个正方形，班里要求内务整齐划一，怎么整也办不到，每次评比都受影响。他们对每天三餐小米饭也吃不惯，消化不了，还要用大茶杯在取暖炉上煮成稀饭。普通话也讲的不好…。他们为了参加抗日救国，千山万水又经过国统区回到祖国，这种爱国精神值得赞扬，可是，他们对抗大性质不理解，以为和普通大学一样，所以很难适应，最后由校部调离另行安排。

     一天上午，一分校召开全校人员大会，会场就是神郊村大河滩，会前，各大队都整齐的坐在背包上，轮流唱歌比赛，军政两个大队又联合起来拉女生大队，唱了一个又一个，气氛十分活跃。当校长何长工讲话宣布，总校奉命来和我们一分校合并时，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几天后，一分校和总校在山西黎城县进行了合并。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滕代远当时讲了话，对合并表示祝贺，并宣布，何长工任教育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各大队合并但建制不动，增加了一个高干队。分别驻扎在停河铺（我的家就在这里）、大小停河、东西黄须、东西长恒等村。

 黎城县在长邯公路中段，是一个小盆地，经济、交通、群众生活还比较好。抗大的教学、生活条件都比壶关好。在这里我们还帮助当地群众夏收夏种。

到了深秋，日寇又集结大军，从长治、邯郸东西夹击，对晋东南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抗大和八路军在黎城的指挥机关。抗大奉命紧急向黎北山区武乡方向大转移。当敌人少数先头部队发现抗大向西转移时，便穷追不舍。那时，抗大没有部队掩护，只有军事大队还有一定战斗力，（其中不少人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加上学校的警卫部队在一起，1940年10月22日在洪井村阻击敌人，战斗相当激烈。

    全校成千上万人朝一个方向撤退，人多路窄很拥挤，行军速度根本快不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傍晚我们大队和女生大队都集中在源泉村，这里山清水秀，但群众早已撤离。校方命令，休息一个半小时后继续出发，晚饭要抓紧自行解决。平时行军都是由炊事班起灶做饭，各班打回去吃。紧急情况下集体起灶由炊事班按时完成很难，队长当机立断下令，各班用自己背的米煮饭吃，这样，各班利用群众的炉灶烧饭，很快就吃了一顿没有菜，但感觉很香的饱饭。没吃完的就用茶杯（那时吃饭、喝水、刷牙都用它）带着到路上吃。当西行到小窝铺爬大山时，个个都很精神。但看到女生大队却相反，个个筋疲力尽、东倒西歪、稀稀拉拉，掉队的女生三三两两的在山坡上，靠在背包上睡觉，有的干脆把背包打开，几个人盖着被子睡觉，直到天大亮才归队。原来，她们都是由炊事班大锅做饭，大家等着吃，当上级命令立即出发时，她们都还没吃上饭，只好饿着肚子爬大山…。

     到了武乡县，校部驻在蟠龙镇，各大队分别在附近各村。我们队驻在石门村，照常开展教学活动。最大的问题是粮食紧张，连小米也不能正常供应，各队需要到武乡和辽县（后改为左权县）交界山区和游击区（敌我都能去的地区）去背黑豆作为主食。黑豆怎么变着花样吃，都不好消化，可连吃的菜也都是自己发的黑豆芽，每当看到煮的黑豆饭里掺着小米时，大家就很高兴。黑豆都是我们自己每次来回走上四五十里山路背回来的，用自己的中式军裤做粮袋，两个裤腿一扎，装满粮后把裤腰一扎，往脖子两边一搭，背着就走。中途可休息两次，休息时粮袋不离身，路边一坐，靠着粮袋闭上眼，静静享受休息。一听口令“走啦”，大家起身依次而行。背粮既是艰苦也是光荣。

     我们炊事班的两位班长，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江西老表），只是没有文化。行军时背着行军锅，挑着油盐担，每天尽心尽力的为大家服务。那种一心为革命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抗大的这样一段艰苦生活经历，又有谁能忘记。校庆时，全校在蟠龙开纪念大会，各大队参加了高唱“八路军进行曲’’比赛，我们政工大队得了第一名。

 抗大第五期毕业时，每个学员都领到一张毕业证书和一枚纪念章。大家都准备到部队去工作时，指导员宣布了上级决定：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培养一批会日语的敌工干部到部队工作，说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上级要我们队整体留校继续学习。当时，抗大党组织和党员活动是公开的，副指导员王颍负责支部工作，要求党员带头，大家都愉快的服从组织决定，愿意继续努力学习。

    但是，要速成学好日语，却不是一件易事。从字母、发音、单词···都要死记硬背，有时说梦话都在说日语。教会话的教员是吉田太郎(日本反战同盟会员、被俘后经教育有了觉悟的日本士兵)，内容多为战场上和生活上的用语，如：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教语法的教员，是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语法的变化也很复杂难学。

    这时抗大已从武乡蟠龙迁到河北邢台县深山区浆水镇洛川，我们队驻在峪口村，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葱，生活学习环境优美，离平原敌占区较远，日军兵力困乏也不敢轻易来山区扫荡。我们队还养了两头肥猪，过年过节时可以杀一头来改善生活。

   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做饭没有柴烧，必须经常上山去扛木柴。由地方政府指定附近的山，炊事员先期去伐好，锯成三四十斤一段一段的，每班轮流去扛回来。扛柴也是一件很艰苦的劳动，路程虽然比背粮近，但硬邦邦扛在肩上很不好受。好在都年轻不怕吃苦。生活劳动再苦，大家为革命谁也不发牢骚不叫苦，感到是一种锻炼和光荣。

   第六期校庆时，会场就选在两山之间大河川河滩上，搭了一个大舞台，白天开大会，晚上点着大汽灯演出大型话剧“日出"，主演还有鲁艺的学员，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型的话剧，很是开眼界长见识。

    我连续在抗大学习生活了两期，亲身体验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光荣传统，抗大就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

到对敌斗争前沿地区工作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是一场全民的爱国主义战争。我们在战略上打的是持久战，有困难也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在抗大又辛辛苦苦学习了好几个月日语，一九四一年秋，就要毕业分配到各军分区、各部队去工作。这时大家都有点恋恋不舍，留恋这里的青山绿水一草一木，还有关心培养我们的队领导和全心全意热情服务的两位老红军炊事班长。那天，队领导决定把那头大肥猪杀了给大家会餐。由各班值日生拿着用煤油桶一分为二做成的两个分别打菜和饭的桶打回去分给大家吃。就一个大菜全是肉，美味佳肴人人饱餐一顿，大饭厅里热热闹闹气氛十分活跃。说起我们的大饭厅，真是有一段佳话。这里原是村里长期废弃的一个L型的大羊圈，下面用柱子撑起，上面有顶，两面有墙，两面露天，可遮风挡雨防晒。我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新土垫平地面，选用石板石条作为桌凳，在这里上课、开会、娱乐、吃饭，真可谓名符其实的多功能大厅。诗云：此厅多功能，就是没电灯，一分钱没花，每天都在用。这也是我们抗大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如今我们将要告别，谁都会有些留恋。

    和我一起分到太行六军分区工作的有沈峰、上官多寿、路光平、孙亮四位同志。当时分区政治部在沙河县台上村驻军。六分区下属邢台、沙河、武安三个县(主要是平汉路西地区)，驻军有129师386旅一个野战团、分区基干团，各县有独立营和区干队、武工队。这就是对敌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力量，民兵也是一只参军支前不可缺少的后备军。

    每当敌人进行春夏秋季大扫荡时，分区领导机关多数干部化整为零，分散到县独立营、基干团帮助开展工作。每年春天逢日本樱花节时，我们敌工科都要把从大军区发来的对日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日军据点，对敌开展宣传攻势。

    有一年，上级派来一位叫吉田太郎的日本同志(被俘后觉悟参加反战同盟的)，带着五颜六色的樱花节宣传品来到分区，准备到日军据点进行喊话，宣传八路军的俘虏政策，瓦解敌人的军心和斗志。我们的工作是，全力配合做好日军据点的敌情调查，了解炮楼周边地形，摸清敌人夜间活动规律，并保证其绝对安全。

    沙河县第五区驻地孔庄，这是六分区对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最前沿地区。区委、区政府、区基干队和分区沙河敌工站都在这里。吉田太郎提前一天下到孔庄区干队驻地(这是离敌战区最近的地方)，第二天晚上，随区干队由交通员带领，越过两道封锁线(两米多V字型的深沟)，绕过伪军的炮楼，趁天黑夜深人静之时，到达三王村(中心据点日伪军重兵把守的)外围白塔日军炮楼周边。

    区干队先布置好安全掩护的地方，把一颗引线用长绳子牵着的地雷，轻轻安放在敌人从炮楼放下吊桥出来的地方，防止敌人突然出来袭击我们。一般夜间敌人不了解我们情况，不敢贸然出来，这颗地雷最后撤退时再取回来。

  吉田太郎同志喊话的内容，多根据自己亲身体会，讲他们过去曾一起在河北清河县驻军时的情况，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转变了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觉悟后自己组织了日军反战同盟。劝他们不要再为天皇的侵略战争当炮灰，家里的父母妻儿都等着他们平安回去，一起欢度樱花节。

    喊话工具就是一个铁皮做的喇叭，有时敌人朝着喊话的方向打一阵机关枪，喊话就再换一个地方，最后把带来的宣传品用小石头压在那里，我们就安全撤退，一鼓作气返回到孔庄驻地。第二天，敌人除了收去宣传品外，也很难得到更多的反应。我作为敌工干事，就是做好与区干队的联系，保证日本同志的安全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当时，对敌斗争形势非常残酷，有的人就经不起考验，沙河县第五区区长李山，就在敌占区工作时被捕叛变，充当日本宪兵特务，但他不敢出城活动，怕武工队枪杀他。

    基干队政委兼队长王政纲，四川人、年轻的老红军，精明能干，指挥打游击战有方，人长得也帅气(建国后曾任中国农展馆办公室主任)。当年工作上我们接触较多，是我的一位亲密战友。他领导有40多名战士，都是当地参军的青年农民，个个是精兵，但只有政委有盒子枪，其余全是步枪手榴弹的武器装备。武工队则全是短枪，他们都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工作配合密切，联系群众，熟悉敌伪军据点情况，了解敌伪军活动规律。经常深入敌占区，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突袭敌伪军货栈、维持会，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向皇协军炮楼喊话，对炮楼里的伪军哪个表现不好做了坏事，指名道姓的提出警告，叫他做事要留有后路，否则没有好下场。这些活动有力的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又集结了大军，还征集了大批民夫车辆，分多路对抗日根据地齐头并进，深入山区进行合围式的大扫荡。时间长兵力多，占领山头，用机枪大炮火力侦察，把分区地方武装步步逼到深山沟里，企图围歼，发现目标就穷追不舍。敌人还逼着被俘的当地群众在山上喊话：日本鬼子都走啦，大家出来回家吧……。以此欺骗藏在山洞里的人出来，再实行抓捕，押送回敌占区。

    知己知彼才能取胜，敌我兵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为减少目标，我军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保存实力，待机再战。最好的办法就是组成小分队，和区干队武工队一起，跳出山里的包围圈，深入到敌占区活动。利用敌占区兵力空虚，打击敌人制造声势，威胁敌人平汉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安全，以此牵制敌人，减轻大扫荡对根据地的压力。

    当夜，沙河独立营和武工队分成两队，一队由武工队政委杨亚陆同志带队，一队由独立营长周金铭老红军带队，我当时就有幸分到了这个队。两个队当晚分兵活动。我们队的周营长决定连夜带我们走出大山，到平原敌占区活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由杨政委带领的武工队当晚还住在那个村子里，虽然也有哨兵站岗，还有流动哨，还是被日军夜间奔袭包围了村子，天大亮才发起攻击，结果我军死伤、被俘多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个杨政委虽然侥幸逃出，最后也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这是一个由于指挥员的失误铸成的大错。

反扫荡之后，我从分区政治部调到分区基干团政治处任政工干事。驻军在沙河大屯，团长安仲昆、政治处主任王德纯、特派员钱纪元(是当过红军的四川人)，战斗和生活经验丰富，为人诚实，平易近人。教育干事曙东，陕西人参军的知识青年，与同志们相处关系也很好。还有一位教育干事王裕生，也是个大学生，身体微胖，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擅长雕刻图章，还为我刻了一枚带有五角星的名章，至今仍在留用。他在夜间行军走山路时，还要我们轮流用一根棍子拉着他以防摔伤。我们四个人工作住宿都在一个屋子，睡在一个大土炕上，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大扫荡之后，地方政府总结教训，我军夜间活动时，农民家养的狗听见动静就乱叫，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下令动员群众进行捕杀，我们在特派员领导下，到农村动员宣传，帮助农民捕杀。狗皮留给主人，狗肉带回给大家改善生活。这是战争环境下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一九四二年，由于连年战乱和敌人封锁，加上农业生产受灾，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伤病员缺医少药，许多同志被蚊虫叮咬，患上传染性疟疾，而最有效的药“坤宁”一粒也没有，只能熬点儿中草药，吃点儿小米稀饭养着。面对这些困难，有的人对抗日胜利失去信心，革命意志动摇。有的人开小差逃跑回家，有个别人还去叛变投敌。

我们团里卫生队的医生李开禹，四川人，他就经不住考验，带着一个卫生员去叛变投敌。这个人平时工作就不认真负责，经常和卫生员打扑克玩儿。一次我患上疟疾，每天发病很有规律，先是身上冷得发抖，然后就是发高烧。当时没有药吃，就用偏方，把大蒜捣成泥，糊在手腕上，结果手腕上烧起一个大水泡，我去找医生，他正在打扑克，看了一下，冷冷的说了一句：没有办法。我一气之下回去自己挑破水泡，至今还留有一个大疤，永远留下了我对他不好的印象。他虽是党员又当过红军经过长征，但他不求进步，经不起困难的考验，最后只能落下一个可耻的下场。

为了更有利的开展敌工工作，我又从基干团政治处，调到沙河县独立营。营长周金铭，政委田开荣(后改名田真，曾任军博副馆长)，参谋侯建业(后任驻伊拉克武官)，驻军在沙河安河村，也是政府、县委机关所在地，对敌占区开展工作较为有利。时间不久，我又被调到沙河敌工站工作，这一调从穿军装换成穿便衣，从革命军人变成一个有良民证的“良民"，刘清元是我良民证上的名字。敌工站长侯玉印，河北人，外表像个教师，不知他干过什么工作。他不爱说话，待人和气，对工作一丝不苟，对保密更是严守纪律。敌工站有许克、刘海涛(后在工作中牺牲)、侯建军、王永安等，还有管后勤的老梁。来来往往全是来自敌占区工作穿便衣的同志，素不交谈，这是敌工工作的纪律。

我每次下去都是由秘密交通员老张带我，在下元、白塔、白错村一带活动。在下元就住在交通员岳母家。在白错村我和许克同志住在一个姓张的大地主家。这里离三王村煤矿大据点不足五里路。三王村矿产丰富，有大量优质煤炭，日军大力开发，运回日本作为战争物资。日军在这里驻有重兵把守，伪军高德林部驻扎外围固守。我们敌工干部也是围绕着这个据点开展工作。我们住在这个当地最大的地主家里，一是他有爱国之心且家产万贯为当地首富，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有益工作；二是我军活动随时可以到达，对汉奸有震慑作用；三是他家有多座院落，而且平房屋顶相连，为防土匪还建有了望塔，便于转移；四是他有保护我们安全的条件和能力。

抗日救国就要靠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我和许克同志多次住在这个地主家里，利用他的人脉关系，约当地炮楼里的伪军和一些家属，个别进行抗日救国方面的教育，了解情报，布置任务，提出要求，教育维持会的伪保长，不要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当汉奸没有好下场，要他们看清形势，多做好事，给自己留后路，“身在曹营心在汉”做革命的两面派……。

大地主有个女儿叫张静秀，初中文化，身材微胖也很漂亮，和许克同志恋上了，两人真心相爱，抗战胜利后结了婚。十年动乱之后，我在展览路他家里见到他俩，四十多年未见面，胖美人己变成了一位白发胖老太。许克同志也己苍老很多，说是在五机部当宣教司长时，被造反派批斗挨打，吃尽苦头，有的肋骨都被打断。他没有做地下工作被捕的经历，还算简单一些，否则会更惨。

回想自己做敌工工作，常在敌占区活动，虽持有伪政权名义制发的假良民证，但一次也没遇到过日本鬼子和汉奸特务，也就没有用过，如果有被捕的经历，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状，就不仅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航校二号走资派了。老校长陈谷音就因为有在新疆坐过监狱的历史，就定他头号走资派、大叛徒，长期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后来平反昭雪为革命烈士。当时的红卫兵根本不懂历史，也不理解党的地下工作，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一夜之间，日军从邢台沙河撤退到大城市，准备缴械投降。伪军皇协军也集中溃退到临铭关、邯郸、永年等据点死守，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接管和支援。他们宣布自己属中央军，是曲线救国，实际上这些杂牌军，就是中央军投降的伪军，一贯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队。

我解放军华北二野六纵司令员王宏昆率部准备对临铭关、邯郸先后发起总攻。先攻克临铭关，当地驻军头子是土匪出身，外号叫“铁魔头”，他凭着城防工事牢固，城外护城河沟又深又宽，我军不易接近和登城，顽抗死守。怕夜间攻城，匪军就在沿城墙外点起天灯(大油灯)，几十米一灯，熊熊灯火燃亮整个城外，形成一道观赏的风景。为了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就许愿连日在城里大街搭台唱戏，有名角李和曾、吴素秋登台出演。当解放军攻入城后，人民欢庆胜利，又接着演出“打渔杀家"、“五家坡"等剧目，这也是我第一次观赏到京剧的人物化妆和优美的唱腔。

打邯郸时敌人也是城墙上昼夜灯火通明，顽固死守，但同样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我们先占领城外火车站、发电厂、面粉厂，最后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取得了胜利。他们等中央军来接管和支援全都是妄想，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当时认为，我们八年抗战应该是最后的胜利，其实革命斗争还远未结束，更艰巨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调回到原部队，部队已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二野战军六纵队十六旅四十七团，我先后任教育干事、连队指导员、迫击炮连指导员工作，随军转战陇海线、鲁豫地区，参加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几个片段  

 

解放战争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两军为了中国的命运前途而进行的一场大决战，在中国战争史上史无前例。双方在战争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巨大，战场之广阔，战斗之激烈，伤亡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凡是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场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是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解放战争的胜利实属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历史，继续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终于把日本法西斯打败，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欢庆胜利，企盼和平建立新中国之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发电，三邀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大造舆论要共商和平建国之计；另一方面，马上委任一批汉奸何应钦等高职人员到敌占区接收日伪军投降，并宣布日伪军所占据点、武器弹药装备只能交由中央军接管。把伪军都宣布为地下中央军，令原地固守，等待中央大军去接管，八路军、新四军都无权接收日伪军的投降事宜。美国盟军在华司令同样发出以上命令。蒋介石利用国共和平谈判之机，密令陆海空三军加紧调兵遣将，为全面进攻解放区备战。蒋美勾结，凭着有400多万人的军队，其中正规军200多万，有飞机、坦克、大炮、机枪和美式装备，又接收大批日军的武器装备。蒋军依仗现代化机械化装备，还占有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亿多人口和有铁路交通、公路、水路的重要城市。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仅有120多万人，其中正规军仅61万多人，现代化装备也很少，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国共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蒋介石自恃军力雄厚，并有美国外援，反共必胜，信心满满，自认为能彻底消灭共产党，继续他独裁统治中国的梦想。在重庆与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谈判期间，就密令阎锡山配合中央军，在山西长治、上党地区攻占我襄垣、屯留、长子、潞城等六个县城。我军太行六纵、太岳纵队与冀南纵队等部队在刘、邓统一指挥下，发动了“围攻长治打援”的运动战，彻底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收复了被敌人占据的六个县城，消灭了敌人三万五千多人，生擒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缴获了大批机枪大炮弹药，切断了敌人长治与太原的联系，这就是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上党战役”，从此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上党战役我军胜利，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全军的嘉奖。我军尚未得到休整，蒋介石不甘心上党战役的失败，接着又调大兵令二战区副司令马珐五和高树勋等率兵八万多，企图沿陇海线、平汉线、新乡、安阳、汤阴等地向我邯郸地区进攻，企图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切断我军华北、华东、中原、东北等解放区之联系，然后集中兵力分而歼之，这是他的痴心梦想。

 邯郸是个历史重镇，军事战略要地，交通枢纽，工商业发达的中等城市。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太行军区六纵等部队解放邢台、沙河、临铭关后，经过攻城，消灭了驻扎的伪军才夺回来的的一座城市。我所在团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冀南人民政府，华北局等单位都迁到邯郸办公，邯郸己成为华北地区党政军活动中心。

 上党战役胜利之后，平汉战役的胜负关系重大。在党中央决策下，由刘、邓统一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各个纵队，迅速转战到邯郸以南，新乡、安阳、北漳河以南地区前线，与蒋军展开激战，当时参战军民浩浩荡荡十五万多人。在发起总攻之前，我军争取到国民党二战区副司令高树勋将军，率新八军战场起义成功，大大打击了蒋军士气，马珐五更陷困境，最后全军覆没，他也被生擒当了俘虏。平汉战役的彻底胜利，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说像这样的仗今后还要打。

 两场战役的胜利，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晋冀鲁豫军区各纵队总兵力，已发展到3l万多人。根据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对全国部队进行新的整编，西北一野、华北二野、华东三野、东北四野。华北二野编为六个纵队，刘、邓统一领导。一纵司令员杨得志，二纵陈再道，三纵陈锡联，四纵陈赓，六纵王宏坤，七纵杨勇。

 我们原太行六分区基干团，改编为二野六纵队十六旅四十七团，部队人数有所扩大。当时我的工作也由教育干事，调到特务连，后又到迫击炮连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工作。随部队参加了在豫东、鲁西南、汤阴、濮县、滑县、定陶、荷泽、钜野、鄄城、上官村、兰封等战役。为防止敌人空袭，部队多在夜间行军，有时夜行百里，声东击西避开敌军主力，寻其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式，一个旅、一个团的歼灭敌人。这时我军己从打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转变为以打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那时能攻克的城市很难守得住，只能攻克取得胜利后，再迅速撤出来，否则蒋介石的飞机马上就会来轰炸。

 在陇海战役我们攻克兰封之后，天己大亮，城内仍有零星枪声，我团一教导员就被敌人在广场炮楼内的狙击手射杀。广场地形开阔不易接近，团长命令我迫击炮连用平射法迅速摧毁。我连就在离炮楼百米远的地方，找到一所居民屋，在对敌方向的墙上挖了一个小洞，把迫击炮换上支架，改装成平射的方式，按上弹簧式撞针，迅速在炮弹尾部加上适量的炸药包，再用大沙袋压在炮身上，减少震动，瞄准敌炮楼，两炮打了一个大洞，吓的敌人举白旗投降，当了俘虏也不知道解放军用的是什么炮，打得又准又狠。(这种炮是八路军兵工厂自行设计改造的，一炮能曲射、平射两用)炮兵连在战斗中，是根据战场情况变化，直接听从团长亲自指挥。由于炮弹不多，平时训练很少进行实弹射击。但是，炮兵在战斗中，既可威胁和消灭敌人，也可以鼓舞我军士气，作用不可低估。

 我连有三个排，六门迫击炮，每排两门，有六头骡子驮炮身、炮架、炮底盘。另外三匹骡子驮炮弹，战士也有射手、弹药手和饲养员之分。迫击炮还有两句顺口溜：迫击炮瞎胡闹，打不响往外倒。如果发射时碰上坏的瞎火炮弹，打不出去，就必须慢慢往出倒，一人抱着炮身，一人双手扣着放在炮口接住，防止引擎触地爆炸。

 炮兵行军作战不同步兵连，人吃马喂都得照顾到，炮兵在战场上，除了要消灭敌人，还要照顾牲口的安全隐蔽。在兰封城被攻克后，天己大亮，敌机低空机枪扫射，人可以根据敌机飞来的方向，在街道两边灵活躲避，牲口就不易隐蔽了，结果一头驮炮的骡子身负重伤，无法再随军撤离，干部战士都十分伤心。

 我们老连长鲍玉海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炮兵，因病未能参加陇海战役，只能由我依靠排长共同指挥作战。三排长曹根虎同志在上官村一次战斗中，头部中弹光荣牺牲，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是我连一个重大损失。

 在豫西鄄城战役中，是夜间和国民党美式装备的部队打仗，敌人死守不投降，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展开巷战，通宵厮杀，争夺每一个房子和制高点。直到大天亮我军取得完全胜利，缴获了许多现代化武器和两门美式榴弹炮。当时我们打的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优势兵力，灵活歼敌的运动战。夜行军走的是乡村小路，而该炮是由炮车牵引，用不上也带不走，只有就地炸毁。这场胜利我军伤亡很多，代价很大。但也打掉了美式武器装备最精良部队的威风。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把战争重点转移到外线，解放战争从解放区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到敌人后方，敌人心脏地区作战。命令刘邓率二野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二万多人的大军，渡过黄河、淮河到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变被动为主动。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战争，创建了大别山根据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对我东北、华东、西北、华北各地区的进攻与威胁。

 我军在各个战场捷报频传，为后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来的战利品，现代化武器装备不计其数。蒋家王朝已经摇摇欲坠，随着百万雄狮过大江，攻占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新中国诞生了。蒋介石率残部逃到台湾，一直到全中国完全解放。这整个战争过程三年多，为解放战争史写下光辉的篇章。

 今天的胜利，是无数英雄烈士的鲜血和生命，以及千千万万参战军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换来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历史，要继续为实现富民强国、民族振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