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品三

1936年7月大学毕业后，因系所谓规规矩矩的“好学生”，被院长郭象升一力推荐到山西省政府财政厅任一等科员。厅长王平命我代他撰写《战时财政》讲稿，我当天黑夜就写成，大大出乎他三天限期的意料，三个月后提为荐任秘书。第二年抗战爆发，不久，日寇飞机疯狂轰炸太原。十月间，财政厅人员遣散的遣散，求去的求去。厅长王平以我年轻（27周岁）要我跟上抗战。我出于爱国救亡，感恩知遇的思想，也乐于留下。为避日机狂炸，每天一早跑到城外东躲西藏，忍饥挨饿，夜间返回，街上电线纵横，房屋玻璃粉碎，一片漆黑，真如死城。就这样坚持到南面榆次沦陷，北面忻口将不守，于 11月5日夜阎锡山、赵戴文从太原撤退的最后时刻，才随王平经隰县转临汾。从此，我在阎锡山反动集团中愈陷愈深，拔不出来，没有像我有些同学那样直接参加革命，深感自己政治认识浅，思想觉悟低，以致误入歧途，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恶果。我被俘后，王中青同学曾由太岳军区给我来信说：“我和霍锺秀同学伸出热情的友谊之手，欢迎您留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多么诚挚的言辞.殷切的希望！如今有这样好的机会，却不可轻易放过。

我积极向史泽波、胡三余多次解说：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要去幻想、下决心，领起来干。史推说看胡，胡坚持“俘虏面貌不能参加革命”的意见，并说：“放我回去，我已读了《联共党史》、《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了解革命有前途，会自动来参加”。我又串连史的亲信杨文彩（三十七师师长）、胡的亲信侯殿戚（炮兵团长）分头劝告：“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并从长远打算。就是放回太原，作为军人，已经在战场上被俘过，能有什么好结果”。无奈史、胡都是榆木脑袋，听不进去，接受不了。

重建武装没有活动成，在靖任秋副主任的鼓舞下，由我联络了比较年轻（35岁上下）的张襄国（师政治主任）、张西主（师参谋长）、戴吉征（军参谋处长）于8月间带头参加革命。靖副主任让我们提些具体问题，我们提了四个，靖请示了军区首长后宣布：“一、革命工龄自被解放之日开始，八年抗战是参考；二、绝对保证历史罪恶既往不咎，破格和起义人员一样待遇（不是指身份，而是指政治生活）；三、在解放区的家属和革命干部一样看待；四、在阎统区的爱人设法通过地下党组织接来”。我们都发表了谈话，登在当时边区的《人民日报》上。按各自的志愿，张四主、戴吉征分配到冀鲁豫，张裹国分配到太岳，我分配到太行。我和张相随到太行军区（涉县赤岸），首长表示欢迎，马上给每人做了一套灰市布棉军服，吃饭在首长的小灶上。送张襄国走后，我又住半个多月，转到太行行署参议室（涉县下温村、边府已移）。

在军区时我到政治部访袁子钦副主任，谈及在上党战役前线，没有把史泽波、徐其昌争取成功。袁副主任说：“我们认为你在上党战役起瓦解敌人的作用很大，首长们对你有好印象。至于史、徐有他们的思想，我们单方面决定不了”。到行署后，秘书长武光汤给了我些工作总结和刊物，要我了解行政工作的实际情况。我在行署写了《从黑暗到光明》，约五万余言。

新华日报社【太行版】（涉县七原村）距行署四五里，社长史纪言，因同学关系，我常去访问、请教。1947年4月初我又去时，史社长告我：“陈赓将军由太岳出击，横扫晋南，已下五城，新绛、秸山、河津等县均已解放”。我听了后，兴奋不已，立即去军区主动请求，要星夜由太行赶到吕梁十分区前线，争取汾城、吉县解放时再图立功。汾城从干部到武装是我一手建立起来的，吉县伪专员繆玉清，我很熟识，过去我帮助过他。首长当即允许，又嘱咐我：路过黎城，去教导团（西黄须村）向史泽波、胡三余等再作劝告。此时，史、胡等已由晋冀鲁豫军区参议室转到教导团。

翌日，我由行署出发，晚上到达教导团。团领导召集史、胡等开会座谈，我说了一番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阎锡山只据一隅之地，覆灭之期不远，要他们赶快下决心参加革命。但他们仍旧抱有幻想，下不了决心。

六月间，军区首长鉴于史泽波、胡三余和杨文彩、郭天辛、李佩膺、郭溶等被俘后已受教育将近两年，既无心参加革命，定要给阎锡山陪葬，便把他们一起放回太原，再一次显示了共产党、八路军宽大到底，仁至义尽的优抚政策的精神。

上党战役的余闻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原系国民军第三军，于1927年4月随徐永昌转入山西。在阎锡山军人中属王靖国系，是伪铁军组织的所谓“二十八宿”之一。伪37师是他的老底，团营连长多为河北、山东人，结成把子，生死相共，在阎锡山军中号称精锐。

被俘后我和史泽波闲聊，曾问他：“我和李洲的信，你在长治城接到没有？”他说：“接到了”。“怎么不考虑一下”？“快不用提这件事了”。“你要听上我们的话，高树勋将军就成了踩着你的脚印来的”。“算了吧，说那干啥”。又有次，史泽波说：“杨傻子（杨文彩绰号）曾建议突出长治，把部队经晋城，下天井关，拉到河南。我指斥他，二战区部队怎么能拉到河南”？我说：“过去杨效欧有句话：‘我欲如何敌如何，敌欲如何我如何’。这是‘知彼知己’具体化的阐发。你要听了杨的话，先拉到河南，然后再绕风陵渡转山西，倒是个办法。因为八路军正从磨盘垴、老爷山向北追击彭毓斌部队，一向南，一向北，等掉回头来，时间上已赶不及”。他说：“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样大迂回走”。我又说：“咱们来时就是因为八路军调到祁县子洪口一带，监视太原，咱们钻了空。不然，‘兵半渡可击，恐怕连沁河也过不了”。他思谋了一会说：“是这样的”。我接着说：“我始终认为你在长治听我们话，起了义，这是最上策；你要没有决心，走起义的道路，听了杨话，或者能达到你逃走的目的；你照来时的原路走，分左右两翼，你又在右翼，靠南的左翼周建祉突出了，靠北的右翼，恰恰被掉头追来的八路军赶上，兵无斗志，一击即溃，就你当时说来，这是非常失算的。或者你要再向南迂回大一些，八路军纵然追，也许只能追上尾巴”。他有点懊丧地说：“可惜当时没有人这样考虑分析”。我又接着说：“阎锡山对老百姓是‘愚民政策’，对你们部队是‘愚军政策’，讲什么‘瞄准打，死不退，不做俘虏’。只教你们打死仗，不教你们打活仗。我不客气地说，你们军师长最好的也不过是个莽撞军人，实在够不上做明智军人”。

1947年史泽波放回太原后，被冷谈了一个时期。1948年阎锡山把被俘的军官士兵经过“返部干部训练团（简称返干团）”的审查，刺了字，组成雪耻奋斗团，由史泽波任总指挥，在东山上防守。但阎锡山总有些不放心，他也就常在家中闲坐着。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他亦被逮入警备司令部，因他早受过训，随后解放出来，并予安置。文革前省文史馆还约他写过上党战役稿子，闻已去世。

    胡三余，山西永济县人。住山西大学时，喜足球，体育场上是健将，受知于赵戴文，并得帮助，到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又住了日本陆军大学，人称他是文武三个大学毕业的了不起人物。

上党战役，他带炮24门，配属彭毓斌，救援长治。被俘后，军区首长对他很重视。当时八路军缺乏炮兵人才，从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俘获了许多大炮，尤其是在平汉战役俘获的美制溜弹炮，还使用不了，很想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发挥他的专长。因此，刘司令员曾亲自到他房中和他座谈，天冷时军区给他狐皮外衣御寒，以示优待。但这三个大学毕业的胡三余，却是满脑子封建思想，定要效忠阎锡山，做个现代关羽，还胡说什么“关公在曹营”，以标榜他的什么“节操”。

1947年胡三余放回太原后，正碰上“返干团”臂上刺字开始。他在“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也”的思想支配下，迟迟疑疑，先刺了“雪耻”二字，阎锡山听了报告，冷冷的说：“胡三余反共意志不坚决”。他一听风声不对，生怕阎锡山给他以组织“自裁”，只得忍痛又在臂上刺了“灭共”二字，阎锡山才把他也算做个“忠贞干部”，“雪耻奋斗团”成立，命他担任了副总指挥，实际上也是闲住着。后来，他乘南京调训被俘军官之机，离开太远，不顾糟糠之妻，在上海和山西女师毕业，也去过一次日本的张福金结成配偶。张在银行工作，颇有积蓄，因此，胡三余纵情浪荡，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再学“关圣人”，更不再想自动到解放区参加革命了。上海解放前，他和张福金一同逃往台湾。

李洲，山西灵邱县人。1945年11月初，他和白映蟾等4人由边区政府放回太原送信，因他哥李江（字冠详）是伪同志会高干关系，于1946年3月末派至阳泉，任伪同志会区分会主任特派员。1947年4月解放阳泉，他突围时第二次被俘，经过受训、学习，于1948年3月间被第二次放回太原。不久，特务头子梁化之怀疑他有问题，扣押至特种警宪指挥处。经李江向阎锡山央求，才从宽处理，于1949年2月间放出。解放后曾在绥远任教师，现在河北邢台地区唐庄农场。白映蟾、山西朔县人。他和李洲回太原后，做了些时闲散工作。1948年南京调训被俘军官，他去而不返。

李佩膺，山西原平县人。他是受彭毓斌指挥，来援长治，磨盘垴、老爷山兵溃，在襄垣土落村一带被俘的。当我联络人带头参加革命时，他说：“年轻的应该跟上共产党干革命，象我年纪大了，不能和你们比了”。他和史泽波、胡三余一起放回太原后，伪“雪耻奋斗团”成立，他任第六分团团长，在东山上罕山防守。解放太原时，他看抵抗不住，并了解八路军政策，经过联系，自动放下武器投诚。太原解放后，以军人身份参加各界民主人士活动，不久，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后又调农业建设厅副厅长，于1955年逝世。

最后谈谈我自己，上党战役，阎伪军被俘的各级军政人员，不论偷跑回太原的，或被释放回去的，都得住“返干团”，自白转生，并检举别人在解放区时的一言一行。我在前线和后方的一切活动，彰明昭著，谁都知道，自然成了“矢众之的”。阎锡山认为我同“叛军”首脑的薄一波、戎子和接触之后，被共产党“赤化”，背叛了他的“御用”组织了。忿恨之余，来了个阿Q精神大发作，报请南京伪国防部下令通缉我。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阎锡山居然大动杀伐，且不说被解放区军民知道了要笑掉牙齿，就连蒋介石发号施令的伪国防部也不免要嗤之以鼻！

1947年我在吕梁十分区出入游击区，争取汾城、吉县，阎锡山得之我又和“叛军”的岳维藩在一起，对我更加仇恨，电令困守临汾的伪61军军长梁培璜，派特务把我捕获后“就地枪决”。但阎锡山的主观愿望终久实现不了，而我一直逍遥在他的“法外”。1949年4月我随革命势力进了太原。从此，不再做争取敌伪工作，改调教学工作，于1973年6月退休。

现在，我年老心不老，再鼓余勇，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定要争取做出力所能及的微末贡献。

解放军官教导团在黎城的故事

为了弄清解放军官教导团在黎城的历史史实，我们一行四人，孙广兴、赵晚芹、朱富根、李建华，对部分相关知情人进行了采访。

时间：2012年6月10日

地点：黎城霞庄

讲述人：王晚臣，现年73岁（王丙臣弟）

（注：王丙臣，男，黎城霞庄人，1937年——1950年跟随陈赓当通讯员，陈赓为其改名为王补科，被授予二等功，门楼上曾有“功勋卓著”的匾额）

孙广兴：你还记得当年在咱们村关押俘虏的情况吗？

王晚臣：这个事情我记得，因为就在我们院和前后几个院里来，是我们村举人住的“棋盘四院”，每个院都相通。当时我还小，也就是7、8岁，因为是国民党俘虏营，闲人不让进。一方面因为我是个小孩，二方面因为我是房东，所以他们并不太介意我的活动，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具体看看。

在王晚臣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王延旺家，他指着正上方倒塌的主房说，当年这是个穿心房，在房后墙过门处顶上写的“学习园地”四个字，在这里进行集中教育，从这里过到后院，就是俘虏关押的地方，大门口东侧设有炮楼，昼夜都有站岗。

我们走出院外，王晚臣指着李三奇家说，这里住的是后勤管理员，是个没有胳膊的人，经常和我逗着玩，给我锅巴吃，在这个墙上写的“反对侵略，优待俘虏”八个大字。

再往西走，是一座观音堂和大池。王晚臣说，这里就是后勤的伙房和圈鸡的地方，当时俘虏的伙食好，每顿都有肉吃，池子里圈满了鸡，在观音堂下面还杀牛，都是用来供应俘虏吃的，他们当中有很多大官。而民兵的伙食就差了，都是小米稀饭、糊糊。

我们继续往后走，来到王安南家门口，王晚臣指着这户人家说，当时这里住的都是民兵，负责看押俘虏，这里也设有炮楼，有站岗的。

往前走，进了一户人家，王晚臣继续说，这是棋盘四院的过道处，再往里走就到了王延旺的后院，现在的王显亮家，这里都是关押俘虏的，现在这里都有门，你们能看出来，每个院都是相通的。

再往后走，王有臣家是关押俘虏的地方，他们全家都说，在东房，墙上订满了钉子，挂着纺车，那是用来进行改造的。

1947年12月左右，改造教育好的上党战役的军官在我村大部释放。当天，邻村关押的俘虏也一道押解到我村五龙庙附近，此处有一座戏台基座，上面搭一简易棚子，唱了黎明剧团的上党落子，有我县著名演员淼荣等出演。当时来的俘虏都坐在自带的砖头上，戏唱了三天，最后依次释放。

7月2日下午，孙广兴、赵晚芹、朱富根、李建华、王大亨一行5人又来到东长垣崔师功家，崔师功老人已经90岁，系退休教师。

朱富根：老人家，你给讲讲当年关押俘虏的情况。

崔师功：俘虏就关押在东西长垣、东西黄须、霞庄、庄头、靳家街等村。

当时我家土改时成分高是富农，还让我去西黄须给将校队现身说法讲课。将校队大概有一百多人，讲八路军共产党土改也是说理斗争，用我家亲身的经历体会让他们认识解放区是说理的。

当时全县派五百民兵和129师特务营负责看管俘虏，还有轰动全县的俘虏逃跑事件，赵锡田、黄正诚两个高级俘虏去厕所时逃跑了，当时出动了很多民兵，全县搜捕，但没有抓住。

7月5日，我们对原长治市政府秘书长张秀奇（年近90岁）进行了采访。

孙广兴：张老，请你给讲讲黎城解放军官教导团看押俘虏的情况和八路军在黎城的故事。

张秀奇：抗战刚开始时，皮定钧、李静波在县城街上并排骑马说，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了，共同抗日，保家卫国。李静波表面上是主张公道团的人，但却是秘密共产党员，主张公道团在黎城是受共产党领导的。

黎城人民对八路军，共产党一心抗日，为劳苦大众的斗争感受身同。

1942年左右，秋树垣山苍沟的一个老党员，家里很穷，没媳妇，一个人偷偷在家养了两个八路军伤病员，我们常在一起秘密开地下共产党员会，党还没公开，我还是村干部，他没给我说过，我都不知道。直到1947年党公开才知道，他在家偷偷养了两个伤病员。你看人民和八路军的关系多么深厚。

我在长宁区工作，上级安排我带500黎城民兵去解放军官教导团（东西长垣、东西黄须、霞庄、庄头、靳家街）看管俘虏。解放军官教导团俘虏很多，有上党战役的，有从晋城、临汾、山东、平汉等各大战役遣送来的。有一次，赵锡田、黄正诚去厕所时跑了，当时出动全县民兵，把广志山、岩井、东阳关等出境口都安排人，但没有找到。刘伯承发了脾气，特务营看管人员受到上级严厉批评。